2010年五月，首相署部长依德里斯披露政府若不削减津贴，最终将会导致国家在2019年面临破产。尽管许多部长给予反驳，政府却开始了削减津贴措施，掀开国人迈入高通膨年代序幕。当时，首相署表现管理与传递单位告诉人民，面粉和白糖价调涨只会使印度煎饼和拉茶的“平均”涨幅介于马币一至二仙。市面上的餐饮价格涨幅是否与数据吻合，人民心里早已有数。
一年后，电费宣布调涨7%，政府依样画葫芦解释电费调涨只会间接促成通膨率增加仅0.27%。殊不知，各行各业仿佛早已就绪并算好成本与售价，纷纷迫不及待地在隔天表示因受通膨和成本增加等理由而宣布加价，平均涨幅远远超越预期的0.27%。
通膨预测往往与实质情况大相径庭，纯粹只视看官如何把玩数字游戏。如果把乡郊地区和东马内陆，或者小孩和长者列入考量计算范围内，通膨率也许估计正确。毕竟，郊区内陆的淳朴生活与消费方式有异于城市，间接的通膨影响较小甚至非常细微。但是，数据并没有真正反映城市带的实际通膨状况。商家在各种因素利诱下其实已经酝酿加价情绪已久，只是缺乏一个说服理由。通膨在电费宣布调涨后犹如洪水猛兽牵动市场连锁反应，显示当局做了一个不恰时宜的政治判断。事实上，电费调涨是压倒骆驼背后的最后一根稻草，扮演着加价关键的引爆点。
《星报》新闻总监古纳西卡兰在该报专栏提到经济理论里的“理性预期假设”（Rational Expectations）值得思考。他表示，政府的政策底牌往往容易提早或刻意被揭露，导致唯利是图的商家知道政府要调整物价，就会有所准备只待东风，甚至秉持“人涨我也涨”永不落后精神，乘机搭上涨潮顺风车。理性预期理论由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家卢卡斯(Robert Lucas) 和萨金特 (Thomas Sargent) 等人提出，他们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并不能有效制定经济政策，因为人民若通过长期观察与经验，能够预期和掌握政府的下一步动作与信息。商家进而为了维护私自利益而做出了先行调整步骤，这些行为足以抵消政府政策所产生的正面效果，甚至弄巧反拙使经济状况变得恶劣。
政府推行经济转型目的，是为了突破旧有经济模式以便打造高收入的优质国民生活。但是，高度推动各类发展计划容易制造经济繁荣假象，以致引起通膨失控，最终可能高收入不成反而变成高消费国。新加坡大选成绩已经适时告诉我们，高经济成长率(GDP)并不代表人民就此安居乐业。目前，经济转型对增加国人收入的成效并不明显，主要因许多大型计划没有直接惠及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中下收入阶层家庭。
今天，国人年均收入依然停滞不前，却又面对通货膨胀，谈何容易在2020年实现年均一万五千美元的高收入目标呢？要解决通膨所面临的困境，最低薪金制却依然仍在闭门造车。政府甚至可通过拟定削津回扣措施和减低个人税收，以提高个人剩余所得减低通膨影响。政府也可简化商业执照与政府申请程序，使商家没有加价的籍口。通膨犹如海啸，要完全抵御实不容易，但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各类政策工具把影响减至最低。只是，当局削减津贴制造通膨，却看似对控制通膨毫无头绪，仍然束手无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