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大马援助金计划（BR1M）拨款预计从2012年的21亿令吉提高至2013年的30亿令吉，首相署表现管理及传递单位（Pemandu）公布的年度报告，宣称国民人均收入（GNI）从2009年至2012年增长了41%，其实并非是一件非常值得可喜可贺的事，反而令人产生疑惑，如果转型计划的确犹如预期般取得令人鼓舞的成就，为何申请援助金的人数仍然节节攀升？
为了协助低收入群体应对日益沉重的生活负担，政府在2011年新增一项“克服生活成本加重”的国家关键成效领域（NKRA），当中计划包括颁发一马援助金、中小学生津贴、大专生购书卷，以及推动一系列的一马诊所、便利店、布店乃至一马餐单等，使低收入者可享有更为廉宜、可负担的服务与消费。
问题在于上述一揽子的措施并没有解决结构性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止痛药方。
第一，它不具备可持续性。一马援助金的拨款是源自国家内陆税收，也就说明这是人民的纳税钱。不要以为我国政府派钱，也和香港、澳门或新加坡政府一样，因为经营有善，每年可依据所赚比例，通过红利发放的方式与民分享政府的果实。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澳门有博彩业支撑，收入不愁没有，政府财政也连年写下盈余，人民取之有道。新加坡政府派钱，则分为三大种类：第一，从国库盈余取出与民分享的“增长分红”；第二，主要针对乐龄公民的“公积金保健储蓄填补”；
第三，“就业奖励特别花红”，鼓励就业，劳者多得。
马来西亚则是刚好相反，不但没有财政盈余，且已连续十五年陷入财政赤字，联邦债务高达5000亿令吉，已经趋近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5%法定上限。尽管如此，当局依然决定把一马援助计划列为常年政策，显示他们并没有量力而为，说穿了有关计划很大程度上仅不过是用以利诱选票的工具。
其实，当政府决定拨款30亿令吉给一马援助金计划，这也意味着政府在某发展上的开支就得削减，这是机会成本。要警惕的是，2013年财政预算案中的发展开销比例已进一步从2012年的21.3%下降至18.6%历史新低。倘若未来因为政府财政局限而需落实紧缩政策，被迫引进商品和服务税（GST）、移除对日用品的津贴，表现管理及传递单位将难辞其咎。
第二，政府直接转移(Direct Transfers)并没有集中对准下层40%低收入家庭人口。政府开门做生意，设立便利店与布店等，销售自己品牌的商品，无疑和一般商家打对台，对私人领域成长弊多于利。一马诊所同样与卫生部诊所、政府医院形成资源重叠，素质也令人担忧。从特许经营、店面装横、商品采购以至人事聘用，政府原本给付低收入家庭的直接转移，其实早在供应链中渗透出了一大部分。更何况，也不是所有低收入群体能从中受惠，因为不是所有社区皆有上述设备，因此存在区域差异与不平等。
人民要的不是施舍，也不是选举牛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当更公正与有效地重新分配国家财富，为弱势群体创造平等和公平机会，彻底改革当中的不合理政策，打破私营公共服务的垄断方能降低物价，并为他们的医疗、教育、就业与退休福利提供更广泛的安全保障网，才是最实际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