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心得：当今台湾公共住宅概况与政策分析

台湾政府於晚近几年在社会住宅政策及兴建进度上裹足不前，缺乏兴致，我想这很大可能与历史过去的国民住宅（公共住宅）政策失败有关，害怕重蹈覆辙，尤其是在70末期至80年代，因为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当时许多国民住宅面临滞销危机，也造成政府在公共财务上的一定压力。因此，政府期循序渐进修整当时的国民住宅政策，除了放慢国民住宅的兴建速度，也在后期打算一劳永逸摆脱有关负累，完全开放国宅承购对象限制与增加优惠条件，促使国家角色在房地产领域退位，进而转向市场导向，使当时的国民住宅政策黯然宣告结束。

房价高居不下，社会住宅存量严重不足

各国社会住宅比例

面对当时的政策失误，也许是导致台湾政府在后期乃至现在，几乎放任对房地产政策与市场的控制与调配，以鼓励人民购屋为政策导向，对负担不起房价的中低收入阶层则施予补贴与贷款，唯政府始终不愿介入租屋市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解释为何台湾人民的住宅自有率会创造历史新高。然而，也因为政府的放纵与低度管制，不但导致房屋价格因受到投机炒作而持续高居不下之余，再加上兴建中低收入阶层对象的廉价住宅对以营利为导向的房地产营建商而言无利可图，才会导致出现今天社会住宅（公共住宅）占全国住宅存量比率的所谓0.08%。

在此政策面上，中产阶级仍算可以勉强负担得起一般的房屋住宅，但对于众多弱势群体或低收入家庭而言，能够拥有一栋属于自已可以长期居住，那怕只是一个小房子，也是天方夜谭。所以，这群“弱势住户”，也只能长期过着租屋的生活。但国家的公共出租住宅仅占全国住宅存量比率的0.08%，且多以在台北市为主，显然不足以应付所有的“弱势住户”需求，而住宅补贴政策体系比过去逐渐萎缩，也代表着能接获政府辅助的弱势住户对象也相对减少，最终导致他们必须往政府体系意外的资本或地下市场寻找勉强可负担得起的出租房子，除了需要面对昂贵的租金剥削，也可能因为居住周遭的恶劣环境，而影响生活的品质与健康。譬如，过渡拥挤、违章建筑、住宅品质不良。

根据社会住宅推动联盟的分享报告，目前“平价住宅”为台北市弱势人口最集中的住宅类型，惟仅存1,500户左右，且大部分住户获得永久居住的权利。“国民住宅”的业务陆续在2000年以后停办，目前已与一般住宅无异，尤其是地点优越的转售价格，往往高于管制售价、甚至翻倍，已经失去照顾弱势家庭的意涵。而现有的“出租国宅”数量有限，若未具备特殊优待身分者，通常需等待数年。这足以显示，社会住宅的供应量明显与需求不符，等待救助的低收入家庭远远比预期中来得多。

因此，在基于政治与选举压力之下，中央政府原订计划推出以出租为主的“合宜住宅”，再交由地方政府推动。而台北市则旧瓶新装，推出“公营住宅”，拟定“在2014年进入规划、设计、施工或完工之户数至少达4,808户”，中长期政策目标则是“达到台北市住宅存量之5%”。此外，台北市政府也计划扩充租金补贴​​资源，并把市场的空余屋转为出租住宅。而在另一方面，市政府也提供补助给民间非营利团体，以便协助弱势租屋者在市场上寻找合适房子。

或许，“政府提供给弱势住户的出租房子严重缺乏”，已是政府与民间代表所共同认知的，但在政府的政策与执行力面上，问题就来了。我的怀疑是，无论是“合宜住宅”，抑或“公营住宅”，在当下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中央政府或台北市政府的针对性施政目标是否正确？政府所提出的辅助措施（如租金补贴等），是否具备永续条件？与其长期耗资补贴，为何不要索性动用资金兴建好几栋的廉价出租楼宇？需要依靠民间非营利团体来协助弱势群体寻找房子，例如崔妈妈基金会的存在，是否也凸显或暗示着，政府在此方面的工作进度与努力长期不足？台北市已算是各级政府中，对居住政策着力最多者，那么，其他县市政府在此方面的著力，不就是更加惨不忍睹吗？

上述种种问题的浮现，主要原因或许只有一个：显见政府过去没有政治意愿提出积极之住宅政策、制度及预算支援，也缺乏一个专门负责房屋与出租的部门机构，以至社会住宅政策无法有效执行。

谁是现今社会住宅政策之下的受惠者？谁又被彻底忽略了？

为了回应选民在选举时所提出的诉求，中央政府与台北市政府相继推出了“合宜住宅”与“公营住宅”，但有关计划明显是以青年家庭为主。就以“公营住宅”为例，90%保留给20至45岁的青年家庭，也相当等于是正值事业冲刺期的中产青年。然而，这群中产青年，即使没有能力在短期之内顺利购买到心意的房子，但也至少能够承担得起稍微昂贵或舒适的出租房子。在政府有限的资源下，是否应该重新检讨有关计划的针对性目标？为何不优先保留给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或家庭住户？

而在这里提及迫切需要接受援助的弱势群体或家庭住户又是何者呢？崔妈妈的网页就写道：

……贫穷现象反映出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在贫穷人口组成中，可以发现这个社会弱势族群的组成：老、病、残、单亲、以及阶级、性别、族群中的弱势者，虽然属于这些弱势群体的人口不见得都非常的贫穷，但多半是买不起房子的人，是租屋市场最容易被歧视的一群人，没有平等的管道去取得合适的住宅，没有稳定的居住保障……（陈怡伶）。

全台公有出租国宅

单亲妈妈、乐龄人士、身心障碍者、低收入家庭等，这些走在社会最边陲的群体，理应得到福利政府最优先的关怀与照顾。相比身心健全的就业青年，由于弱势群体的性别、年龄、阶级与健康背景，往往在寻找适合的房子方面，都比一般人来得更加困难。政府或执政机关是否有曾真心诚意了解，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住宿环境？政府在制定社会住宅政策与规划的同时，是否有曾作出详细的针对性考量？除了提供比市场一般便宜的出租住宅，政府是否有层了解过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崔妈妈基金会针对台北市与新北市低收入户服务个案的调查发现，低收入户家户人口数多，承租房屋多以住家型态为主。但是，台北市低收入户承租住宅租金偏高，因多以承租住家为主，较难在市场找到租金便宜之住宅。这些低收入户因此被迫选择比较便宜且负担得起，但生活品质与卫生环境却相对不友善的住处——因为拥挤，或谋求一个简单的栖身之所，所以被迫违章改建，扩大住处空间，最终不断陷入住处环境日益恶劣的恶性循环当中，也破坏了整个城市的街景面貌。

而上述种种是否也在政府的施政考量之内呢？再回顾中央政府与台北市政府对社会住宅所提出的落实政策，我的怀疑点在于：上述一揽子的措施并没有解决现存的结构性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止痛方案。我的考虑是：

第一，政府的政策是否具备可持续性？

第二，它是否能让中下层级的低收入家庭人口直​​接受惠受益？

第三，它是否能为这些弱势住户打造一个社会安全保护伞？

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有屋顶遮蔽的地方而已吗？

不是。这并不足够。提供适量且低廉的出租社会住宅只是“社区扶贫”之下的一项工具手段，它并不应该是政府的最终目的。那么，政府在这方面的理想角色扮演又是什么？

—— 协助并确保他们脱离贫困的恶性循环圈子。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政府提供的社会住宅有限，导致他们需要在外寻找房子，尽管他们当中有许多获得政​​府的生活补贴，但是，这些补贴或他们工作的所得，有大部分都被迫需要拿去缴付房租或贷款，间接导致他们能够用以作为生活基本开销、或提升生活水平的可支配所得（Disposable Income）就变得相对有限，在这种长期一生只为“租金”卖命奔波的情况之下，他们只有永远活在贫困的阶级圈子里头。

韩国社会住宅

有鉴于此，政府提供一个租金可负担得起、且环境舒适的出租住宅尤为关键，对他们而言这已经起着很大的帮助，使这群低收入群体或弱势住户的可支配所得得以更加扩充，进而提升生活，不必永远为着下个月的房租而烦劳。我们也可以发现，社会住宅或公共住宅占国家住宅存量比率越高的国家，贫富悬殊严重的状况就相对越少。但这并不足矣，毕竟政府提供的出租住宅，就算到了某一程度的供应量也还是有限，因此，对于尚有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政府就应该另外协助并确保他们找到生计，或证明他们有在工作的证明之下才得以继续住在政府提供的出租住宅，确保他们在未来得以恢复一般正常的生活与经济水平。毕竟他们许多来自低教育家庭、长期失业或有身心障碍，因此他们在社会上容易遭受歧视，所以政府必须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与平等的就业机会。如果他们日后达到拥有一定的资本累积，以及足以私自承担未来的家庭计划，他们就得选择离开政府出租住宅，而腾出的空间就能给予接下来需要援助的弱势住户使用，形成永续循环。

小结 —— 让小市民过着“有尊严的生活”

崔妈妈基金会的网页提到，根据2004年联合国住宅权计画，每个人皆应取得平等的住宅资源，以及稳定的居住保障。换言之，弱势群体或低收入家庭，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有屋顶遮蔽的居所环境，而是“有尊严的生活”。让每一位平民百姓，不分你我与肤色，过着平等、公平且有尊严的生活，乃是政府施政起码需达致的最基本目标。对于社会住宅的未来施政面向，中央与县市政府必须拿出具体的诚意与政治意愿，进而加以落实与推动，而非把之视之为选举时的大萝卜，或当作是房地产商给予的施舍。提供充足的社会住宅只是一个手段，而真正要达致的目标，是使中低下阶层得以脱离贫困圈子，借此拉近国家的贫富悬殊鸿沟，让每一位平民百姓皆可公平享有国家在经济发展下所收获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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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1. 崔妈妈基金会

2.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底特律市的衰败

美国底特律市（Detroit）因无力偿还185亿美元债务，於今年7月18日向法院提出“破产保护申请”。底特律并非是美国首个宣布破产的市政府，却是美国史上最大（以人口计算）、负债最高的破产城市。

这个位处北美五大湖中心要塞的港口城市，乃是美国二战后的工业命脉。现代汽车鼻祖，由亨利福特公司推出的T型车款，便是出生於此。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等制造商的进驻，更使底特律一度成为世界汽车制造业的中心，吸引大量劳动人口移居至此，从事汽车生产。

然而，该市在过去十年欲陷入了经济萎缩、政府财政僵着、市政管理失序的恶性旋涡，不但成为国内人口外流最多，更被誉为是美国“最危险”、且是“生活素质最痛苦”的城市。

市政府在此事上显然难辞其咎，除了施政不当，赤字高居不下，媒体普遍认为当局长期屈服于汽车巨头的选举利益与压力下，无法提出对当地有利的产业转型政策，并过于依赖汽车制造业的税收及单一化产业格局，既是破产主因，加上美国汽车业本身在强盛时期没有居安思危，以至近年被日本与韩国出产更为实惠与廉宜的汽车款式所超越。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啸过后，汽车巨霸经营不善，相继破产倒闭，更令区域经济雪上加霜。

汽车之都崩溃所引发的失业潮，形成就业机会减少，人口大量外移，房屋与商业投资急降，税收随之聚跌，加上拖欠劳动组织与工会庞大的养老与保健金，政府最终入不敷出，无法维持学校、警察局、消防局的基本开销，城市也因此陷入管理失序、社会冲突加剧、犯罪率增加、外人又无意入城投资的恶性循环。

底特律市破产，最大受害者无疑是占该市大部分劳动人口的蓝领工人，这些以黑人为多数的中下贫困家庭，无法轻易像其他中产阶级搬离城市般，说走就走。更甚的是，为了重组市区财政，公共发展与服务开支必然削减，福利减少之余，他们将来需要承担更为高额的税收，也必在所难免。此外，数以万计市政基层人员的退休金，不但可能延缓缴付，更可能会比过往缩水。

人才严重外流、高居不下的公共债务、政府预算连年赤字、依赖单一主要税收（国油）、臃肿的公务员体系以至日后可能引发无力承担庞大的退休福利金，乃至政府参与市场过甚、经济依靠大规模劳动力（尤其是外劳）的产业模式，间接束缚了私人投资领域尝试突围与创新的空间，以上种种，何尝也不是我国目前所面对的危机？

底特律个案告诉我们，政府在不损害良好社会援助机制之下，重视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维持经济的健康成长，以及财政的可持续性，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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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k Malaysia

失焦的扶贫援助计划

当一个大马援助金计划（BR1M）拨款预计从2012年的21亿令吉提高至2013年的30亿令吉，首相署表现管理及传递单位（Pemandu）公布的年度报告，宣称国民人均收入（GNI）从2009年至2012年增长了41%，其实并非是一件非常值得可喜可贺的事，反而令人产生疑惑，如果转型计划的确犹如预期般取得令人鼓舞的成就，为何申请援助金的人数仍然节节攀升？

为了协助低收入群体应对日益沉重的生活负担，政府在2011年新增一项“克服生活成本加重”的国家关键成效领域（NKRA），当中计划包括颁发一马援助金、中小学生津贴、大专生购书卷，以及推动一系列的一马诊所、便利店、布店乃至一马餐单等，使低收入者可享有更为廉宜、可负担的服务与消费。

问题在于上述一揽子的措施并没有解决结构性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止痛药方。

第一，它不具备可持续性。一马援助金的拨款是源自国家内陆税收，也就说明这是人民的纳税钱。不要以为我国政府派钱，也和香港、澳门或新加坡政府一样，因为经营有善，每年可依据所赚比例，通过红利发放的方式与民分享政府的果实。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澳门有博彩业支撑，收入不愁没有，政府财政也连年写下盈余，人民取之有道。新加坡政府派钱，则分为三大种类：第一，从国库盈余取出与民分享的“增长分红”；第二，主要针对乐龄公民的“公积金保健储蓄填补”； 第三，“就业奖励特别花红”，鼓励就业，劳者多得。

马来西亚则是刚好相反，不但没有财政盈余，且已连续十五年陷入财政赤字，联邦债务高达5000亿令吉，已经趋近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5%法定上限。尽管如此，当局依然决定把一马援助计划列为常年政策，显示他们并没有量力而为，说穿了有关计划很大程度上仅不过是用以利诱选票的工具。

其实，当政府决定拨款30亿令吉给一马援助金计划，这也意味着政府在某发展上的开支就得削减，这是机会成本。要警惕的是，2013年财政预算案中的发展开销比例已进一步从2012年的21.3%下降至18.6%历史新低。倘若未来因为政府财政局限而需落实紧缩政策，被迫引进商品和服务税（GST）、移除对日用品的津贴，表现管理及传递单位将难辞其咎。

第二，政府直接转移(Direct Transfers)并没有集中对准下层40%低收入家庭人口。政府开门做生意，设立便利店与布店等，销售自己品牌的商品，无疑和一般商家打对台，对私人领域成长弊多于利。一马诊所同样与卫生部诊所、政府医院形成资源重叠，素质也令人担忧。从特许经营、店面装横、商品采购以至人事聘用，政府原本给付低收入家庭的直接转移，其实早在供应链中渗透出了一大部分。更何况，也不是所有低收入群体能从中受惠，因为不是所有社区皆有上述设备，因此存在区域差异与不平等。

人民要的不是施舍，也不是选举牛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当更公正与有效地重新分配国家财富，为弱势群体创造平等和公平机会，彻底改革当中的不合理政策，打破私营公共服务的垄断方能降低物价，并为他们的医疗、教育、就业与退休福利提供更广泛的安全保障网，才是最实际不过。

国阵转型对垒民联新政

第13届全国大选将是我国选举史上的世纪之战，朝野实力从未如此势均力敌。每一张选票将会显得异常关键重要，因为选民不但选出新届政府，也将决定国家经济的未来走向。

民联已经亮出“经济人民化”为导向的竞选宣言，国阵虽未揭露底牌，惟一般相信将会延续未完成的转型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月份发布的《2012：马来西亚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也证实这点，即如果国阵获胜，现有政策预料不会有着多大变化，但点名国阵将在选后被迫推行一揽子不得民心的紧缩政策。

民联《人民宣言》

不论国阵还是民联，双方皆不能回避政府财政现在所面对的最大困境——连年不断的赤字与高居不下的债务。政府近年推动转型计划，遍地大兴土木，以至联邦债务在2013预算案已经突破5000亿马币，几乎是阿都拉时代的两倍，也趋近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55%法定上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若包括尚未计算在内的潜在债务和政府关联公司债务，这将对政府财政构成一定风险。

要在未来数年竭制继续举债度日，政府有两项主要选择。第一，缩减赤字。但缩减赤字意味着政府营运开支与利惠人民的发展开支将会减少。第二，扩大税基。增加政府收入来源，避免过度依赖石油与天然气，因为这不具永续性，也容易被国际局势牵制影响。

国阵《经济转型》

首相署部长依德里斯早在2010年5月坦诚，如果我国在未来五年不削减燃油与日用品津贴，马来西亚将在2019年宣告破产。如果依此思路推断，国阵在选后检讨现有的津贴机制势在必行，同时也会扩大税收来源，而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便是重新引入一度备受争议的商品和服务税（GST）。上述计划的落实将毫无避免地使人民陷入短期阵痛，增加生活负担，而长久调整之后则会改变人民的生活习惯。

民联由始至终坚持，现有阶段落实商品和服务税并不理智，因为这将变相迫使所有非就业人士如学生、家庭主妇或退休人士缴交税款。民联强调对现有税制的检讨，以打造一个更倾向扶持中小企业的亲商环境，鼓励本地厂商创新、研发，籍以刺激内需，拉动经济成长才会带来税收。在津贴方面，民联也与国阵向人民开刀唱反调，民联承诺检讨付予独立发电厂业者的天文数字津贴，与及所有不平等的公共服务合约，从大道、水务、医疗、公共交通乃至固体废料回收等。

IMF 2012年度磋商报告

民联新政主打反贪，唯有向贪污宣战，方能为政府开源节流。贯彻更具透明与公信的管理哲学，落实公开招标，严谨审核并精简所有的开支与投资计划，才能剔除朋党寻租，避免采购挥霍无度。国家稽查司报告对民联执政州属毫不吝啬地给予肯定，证明民联实力已经有目共睹，但肃贪对国阵而言却是死穴，手无搏击之力。

来届大选，国阵与民联的战役将会是1%对垒99%的对决。国阵经济转型依然偏好通过大型工程以扶持“国阵关联企业”、再籍由金字塔上层阶级牵动下层的经济成长模式。民联的经济模式则与2010年公布的《新经济模式》更为相似，强调经济包容与持续性，让更多中下阶级能从政策中直接受惠，籍以提高可支配所得，再提升人民生活素质。

星洲日报 20/03/2013

高铁与传统铁路的专业分工

大马与新加坡上周达致初步协议，预计在2020年完成往来吉隆坡与狮城的高速铁路，将两地行程缩短至90分钟。高铁对两国经贸与旅游业而言无疑有利无弊，然而预料将为半岛南部的公共交通结构与秩序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冲击，特别是针对同样经营穿梭马新路线的铁路业者——大马铁道局（KTMB）。

马新高铁概念图（来源：维基百科）

高铁计划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扮演着关键角色，也符合绿色环保和永续生活概念，能够大量减低往来两国航空与巴士业的碳排放量，论准点、可靠与安全性，高铁也优于后两者。因此，相信不论民联抑或国阵在大选后执政布城，有关计划被罢黜的几率极为其微，若能把高铁延伸至槟城北海，就更加倾向完美理想。

姑且暂时不论高铁兴建的招标程序、执行透明度和建后管理模式，高铁计划要达致最大经济效益与永续经营，就必须率先确保与传统铁路有着非常清晰的功能定位与专业分工，尤其是在路线规划方面，以合作取代零和竞争，籍由不同铁道系统的优势截长补短，提高铁路业在半岛公共交通领域的竞争力。

第一，确保两者路线不会重叠，但两者可以在特定城市拥有共同转运站。既然新加坡属意西部的大士（Tuas）作为马新高铁终点，半岛高铁路线或许大可随着半岛西部的沿海平原，从大士途径伊斯干达特区、峇株巴辖、麻坡、马六甲市、波德申、国际机场、布城直至大吉隆坡环圈，往后也可继续一路向北，路径巴生滨海、实兆远、太平直至槟城北海渡轮码头。

中国高铁（来源：网络）

选择沿海平原，可以避免与目前的内陆传统轨道或吉隆坡机场快铁干线重叠，否则高铁开通后，现有来往吉隆坡与芙蓉、或吉隆坡往雪邦的机场干线将会带来重创。高铁除了扮演运输角色，它的另一项功能便可平衡半岛南部的城乡发展，打造一条全新绿色经济走廊，拉动站点附近的新镇兴起。当然，草拟路线的过程不能单从朋党或地产霸权的利益出发，否则人民最终将会为其一贯“夸大经济收益、报小计划成本”的后果埋单。

第二，重新定位各类铁道系统。高铁专注长途运输，大马铁道局则在城乡与区域之间的中长途运输衔接，拥有绝对优势。对一向专注吉隆坡铁轨更胜于州际铁路的政府而言，亏损连连的铁道局此次应当顺应高铁计划的落实，把握转型契机，籍由与高铁在营运上的整合与协调，趁机完善半岛铁路网络，弥补城市铁轨与高铁无法延伸到达的服务范围，进而提升铁道系统在中短程及接驳转换之功能与需求，增加铁道业在公交市场的占有率。

事实上，半岛地理环境与台湾极为相似，中央山脉把东西平原切开，西部城市与经济发展比东部繁荣，大马铁道局大可借鉴台湾传统铁路的转型与绿色革新——籍由多样化车种（速度）、合理的票价与频密的班次，再加上车站也是当地公交转运的枢纽，因而成为台湾人民远足最惬意与便利的工具之一。更何况，相比台湾铁路管理局，大马铁道局在品牌重塑、资产活化与再生、推广铁道旅游、推出铁道商品等附属事业的开拓方面，也具有很大的潜能提升空间。

星洲日报 28/2/2013

革新与永续——浅谈传统铁路转型的实践与成效

台湾铁路（台铁）对曾经踏足台湾的马来西亚人而言，肯定不会感到陌生。台铁与马来亚铁道公司（KTMB）相似，业务主要专注在中长途的传统铁路。由于台铁车种（速度）多样、票价合理、班次频密，加上车站也是市区主要公交转运枢纽，所以不论身处任何一站，朝向顺时抑或逆时，皆能轻易抵达目的地。对铁路迷或自助旅客而言，乘搭台铁环岛也是最惬意的远足方式之一。

台铁列车

早期台铁发展源起始于工业革命末期，在日治时代达到全盛，主要迎合内陆矿业、糖（甘蔗）业与木业开发和货运的需要，可分为四类：衔接西部城市的纵贯线、森林铁路、糖业铁路与矿业铁路。

随着台湾经济转型成功——矿林业没落、公路网发达、拥车率提高、高铁通车、台北市和高雄市捷运系统落成，也因得面对完善公共巴士的竞争，导致铁路运输逐渐失去优势，部分支线不是因为需要让路都市发展而拆毁，便是因为糖、盐、矿厂的搬迁或结业，失去功能而停驶。

为了重整台铁业务，台湾铁路改建工程局近年配合都市更新计划，负责规划与执行各项铁路转型、提升与综合发展专案，强化与其他公交系统的分工与优势，为台铁重新定位。

铁路高架化与地下化: 融入现代绿色都市

由于穿梭市区的传统铁路占据大量地表面积，且把沿线两侧社区切割，形成都市隔阂，影响城市间的人口、经贸和交通来往。为了提升都市生活与环境品质，疏解市区交通堵塞，台北与高雄已逐步拆毁市区地面铁轨，落实铁路地下化；台中市区铁路则发展为高架化。此外，高架化或地下化计划也将配合高铁、捷运与公共巴士网络重新整合，提高三地市民乘搭公交的便利与可达性。

地面铁路演变绿色走廊

1. 以高雄市为例，市区铁路地下化后除了将改善地面铁路行车产生的噪音与震动，原有铁轨占据的狭长面积，全场15公里将会开辟成为绿色走廊，开发为公共休闲空间、综合商业大楼、地下站出入口和通行车道。

2. 在台中市，沿线高架铁轨下的狭长空间，也将配合沿线社区和街道进行改造更新，全面绿色化，增设自行车道与各类运动设施，发展各别以车站为中心的农产市集圈、生活商店街和动漫文化商圈等。列为国家二级古迹的台中旧车站与周遭，将成为崭新的铁道古迹与文化园区。

考虑人口成长和城市土体有限，不论铁路地下化或高架化，皆已为原有铁路占据的地表腾出空间，从而赋予城市土体再规划与再利用，也可拉动沿线绿色走廊的土地价值与经济活力。消除铁轨两侧的社区阻碍，亦可达致均衡都市发展目的，是未来城市理想交通模式之一。

铁路古迹活化与再生

近年，台铁积极对各具历史与建筑特色的经典车站进行文化保存。许多因停驶或搬迁而空置的车站、铁轨、仓库、维修厂、办公楼和员工宿舍，活化再生改造为铁路博物馆（故事馆）、创意文化公园、人行与单车道，开拓铁道旅游的价值与潜能。

1. 在台湾东部，花莲市原有地处市中心的车站，因为让路都市发展而迁往城边以后，旧车站原址已被改建为“花莲铁道文化园区”，成为市内文化观光产业的重心。铁路周遭建筑群如蒸汽火车加水塔、铁路员工宿舍等列为历史建筑永续保留，并以铁道文化馆为中心重新构建园区景观，增设花莲市规划愿景馆、展览室、演讲室、咖啡厅与商品贩卖店等，定期举办讲座、展览与其他人文艺术活动，提升城市人文素养。

铁道旅游让没落社区再生

2. 台东市车站早期为东部干线（花东线）最后一站，后来环岛铁路成型，原有铁路改道，车站迁出城外，旧车站原址与周遭则规划为“台东铁道艺术村”，保留车站、列车、月台、铁轨、仓库与机关库等原貌，开发供人行与单车专用的步道，结合临近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台东故事馆（内附诚品台东主题分店、艺文空间与咖啡座）和鲤鱼山公园，发展成为兼具休闲与观光潜力的公共空间。

3. 拜近年怀旧复古的铁道观光热潮吹起，台铁目前尚存的三条内陆支线 ——平溪线、内弯线和集集线，还有阿里山森林铁路，成了国内外铁道迷向往朝圣的经典路线。台铁抓住良机，结合当地旅游热点与文化特色重新包装，带动郊区经济发展，利惠当地居民。

铁路永续经营 —— 开拓附属事业成关键

铁路便当，台铁品牌

日本九州干线、香港铁路与新加坡地铁是铁路经营的成功例子。它们的成功在于积极开拓附属事业，从而提升大众乘搭率。事实上，台铁近年积极推动文创事业与产业再生，亏损已逐年减少，附属事业预计在未来可贡献总收入的一半，而运输本业则会从现有79.2%下降至50%。

附属事业（资产规划、商务广告、文化艺术、铁路商品与便当、铁路旅游与服务等）实质上与运输本业相辅相成，通过车站与周边空间的综合运用，籍由运输吸引人潮，并满足乘客对日常衣食住行的需要，此举不但将为铁路创造巨大商机与盈利，也将拉动铁路沿线土地的附加价值，最重要是——台铁企业达致 “经济永续、社会永续、环境永续”三赢目的。

刊登在二月份《火箭报》

骯脏政治

纳吉不断挪后大选的一个原因，便是伺机等待民联闹内讧分裂的良机。自308以后，国阵不间断通过党和旗下宣传爪牙，表面宣扬一个大马，私底却挑衅宗教仇恨与种族嫌隙，导致近年种族间的相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向来贯彻各族“分而治之”的国阵而言，惟有成功离间行动党、公正党和伊斯兰党，方能确保能在大选安然无恙渡过，继续执政。

伊斯兰国课题并非是308后才浮现，冷饭欲一炒再炒。无可否认，这是行动党的软肋。而对一向逃离政治、回避施政偏差的马华而言，能够抓着老对手把柄，无疑是最大恩赐。

国阵极有可能弄巧反拙，玩火自焚。因为2013不再是1999，这是资讯随手可得的年代。当马华在华社面前猛烈抨击行动党是伊斯兰党的走狗，出卖华社，巫统面向马来社群的相反语调却是彻底摧毁马华远走荷兰前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去年5月6日，巫统喉舌《马来西亚前锋报》封面打出“行动党：基督教国”标题；7月9日，巫统在前锋报威胁，“如果民联执政，候任首相将会来自竞选最多议席的行动党”，而非马华向华社强力推荐的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前锋报接着在八月对行动党展开 连续一周围巢，强调“穆斯林支持行动党有罪”、“宗教司指行动党是伊斯兰的敌对异教徒”及“行动党是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一大挑战”，也和马华“行动党支持落 实伊斯兰国”大相径庭。

10月23日，马哈迪对外调侃马华纯粹旨在恐吓华社，因为马华在2001年并没反对老马宣布我国成为伊斯兰国，与及奉行伊斯兰教义。年尾，巫统代表在常年大会眼带泛光高哼马来民谣《小孩玩火》，警告“民联一旦执政，马来人将会沦落到要在自己的国土上行乞”，同样与马华指责“行动党将会典当华人所有社经文化权益”有着天壤之别。

马华努力不懈抹黑伊斯兰教，妖魔化伊斯兰党，威胁伊斯兰国议程将使我国回到“黑暗时代”，许多人面临失业；巫统另一边厢却孜孜不息诬蔑伊党出卖穆斯林，伊党支持行动党成立共和国，且把基督教列为国教！

到底谁在说谎呢？巫统、马华还是前锋报？抑或，大家都有默契地在撒谎，全力贯彻“分而治之”策略？如果以上皆非，那么便显得异常恐怖危险，选民不得不再深思，是否要把自己的未来，随意交托给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的政党联盟？

2013的民联，也不再是1999的替阵。散播恐惧的伎俩恐怕难以再次凑效。行动党和伊斯兰党对双方之间存有的歧见，不是今天才晓得，也不会刻意掩饰。伊斯兰党也不尽可能忘记2004年在登嘉楼惨败（纵使於2001年通过伊法）、吉兰丹微差险胜的教训。当然，民联若想说服人民可被信赖，就得警惕各党、州政府或地方议会内伺机存心制造混淆与破坏的小小拿破仑。

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并不会显得怪异极端，反而显示国家逐渐走向民主成熟。这在民主化国家早已成常态，例如英国的保守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民联三 党理应顺从民意，求同存异，秉持共同政策纲领，求取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实现民主两线制，致力打造更美好及富裕的马来西亚。

是时候摆脱国阵充斥谎言的政治圈套，且让国阵与民联双方回到良好施政的竞技平台。给人民带来希望，而非恐惧与胁迫。

全民医疗健保

访问/整理：丁杰隆

在马来西亚，许多人“因病而贫，因贫而病”，筹钱就医的新闻频频在媒体上出现。

曾在台湾硕士研究班时期比较台湾、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医疗制度的孙友联认为，马来西亚应该重新检讨现有的公私医疗体制，比如仿效先进国家落实全民健保制是有必要的。

第一，全民健保透过“风险分担”方式，统一收费并涵盖几乎所有医疗服务，可减少社会不公义事件（没钱医病）发生，使所有国人无论贫富皆享有同等的医疗福利，也提高中下阶层人士得到就医的可近性。

第二，由政府负责医疗服务价格的谈判相对有利及划算，也符合规模经济效益。例如，政府大量购买（服务和药物）的成本肯定比个人自费来得低。

家乡来自柔佛麻坡，目前担任台湾劳动阵线秘书长的孙友联，长期旅居台湾为基层劳工与人民发声争取权益。

他表示，台湾在1995年开始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全民健保），提供国民更有效和公平的医疗保健福利。

简单而言，百姓的医疗开支将单方面由台湾中央健康保险局支付，而保险金的来源则是由政府、雇主和人民共同分担。每个台湾公民（也包涵在台留学、工作的国外人士）都会拥有一张全民健保卡。

（截至2012年9月）一般受雇人士每月必须缴付薪资收入的5.17%（个人承担60%，政府承担10%和资方承担30%）给予健保局。孙友联认为如果能够循序进渐，仿效加拿大的医疗制度全有政府支出（中央政府55%、地方政府45%）则更为理想。当然，人民缴付的税务也会相对的高。此外，在台湾求学的国际学生，每月则需交付台币748，如果符合侨生身份，其中一半费用（台币374）则由台湾侨务委员会承担。

“或许有人会认为，尤其是年轻人，我一年生病也没有几次，不需要花费如此多钱。但是，人生世事难料。倘若下一秒中遭遇不测，医药费随时可以让你倾家当产。但是，健保则可减少悲剧发生的可能性。而且，每个人都会老，人老了，总会有病。”孙有联解释。

当生病的时候，人民可以到任何一家公立或私立诊所就医。全民健保的医疗服务除了涵盖一般的身理疾病医治，也包括牙医、中医（针灸）、物理治疗、心里治疗和其它辅助医疗等。在台湾，40岁以上公民则每年享获免费一次定期医疗检查。

此外，部份台湾地方政府也给予老人免费安装假牙的福利。 “牙齿也是一种人权嘛，为老人安装假牙，吃东西时比较容易，也有尊严。”孙友联建议马来西亚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提供类似免费医疗服务，造福人民，因为相关成本并不会很高。

然而，为了避免医疗开支暴增和被滥用，台湾人民寻求就诊的时候，依然需要缴付“注册费”台币100和负担“部份医疗费”台币50，总额为台币150。其余费用则由健保局向相关医疗单位支付所有。私立医院和诊所不能强迫病人征收额外费用，病人若有要求额外的病房等级或服务，则另当别论。但是，这也必将引起另一番争论。孙表示，“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政府）健保只涵盖比较低劣的，却不能包括更好的治疗？。这是否意味着，穷人得到医疗的机会、医疗辅助仪器（甚至是存活率）就会间接比富者差劲？”

孙友联也披露，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其实在独立前和独立初期相当完善，甚至比新加坡和台湾要好。当时，国内所有医院几乎都是由政府营运管理。 1951年通过的医药费用法案（Fees Act 1951），也奠定国人至今在政府医院和地方诊所看病，仍享有只象征性征收RM1的医疗福利。

遗憾的是，马来西亚迄今并没有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其中有几次的医疗改革建议因为受到各界的反对而胎死腹中。在1980年代，马哈迪对美国时任总统里根和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照版全收，极力推动私营化计划，使各家私立医院和保险公司纷纷崛起。

孙认为，马哈迪当然不是信仰新自由主义者，否则在1997年金融风暴时他就不会拒绝国际援助。事实上，医疗服务外包彻底是一项国阵内部裙带关系、利益输送的表现，比如马哈迪的儿子就在医药卡中获利。而人民依赖私立医疗体制，宁愿缴付更贵的医疗费用，这背后欲显示人民对政府医院缺乏效率与信心，并感到彻底绝望。

然而，落实全民健保其实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因为健保制度会使社会渐渐不懂得珍惜国家医疗资源，不管是病人、政府相关单位或医疗服务机构都有滥用程序的可能。许多人在非紧急状况下寻求急诊，对医师不友善的事件每天都会在医院发生。

目前走在最前线，驻扎南投县草屯镇的实习牙医师林哲敏（毕业自高雄医学大学牙医系）深深能够体会到。对部分台湾百姓而言，接受政府医疗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同一期间在多间医院重复看诊，造成资源浪费。

也是来自柔佛新山的哲敏表示，“随着病人的意识提升，医疗法律诉讼近年在台湾比比皆是。和马来西亚不同的是，台湾的医疗诉讼是刑事案，而马来西亚的则是民事案，所以大家都可不花分毫就可告上法庭，而且刑法也比较严重。”

此外，医院和政府单位也可能黑箱作业，如从黑市购药或超额申报费用，从中赚取利润。对于此，兼任医改团体、民间健保监督联盟召集人的孙友联表示，要使全民健保不被骑劫和被滥用，需要加强民间的监督，也要灌输人民正确就医用药，珍惜医疗资源的观念。

“医疗服务被百姓滥用无法避免，但只占少数，不排除以城市人居多。而药物被滥用则不明显，因为大家知道如此会对身体有伤害。”

“诊所和医院可能比以前多病人光顾了。但试想一想，若在马来西亚，这群贫困的病人可能以前连得到正当的医疗机会也没有，从乡野、园丘来回城市就医的交通成本，甚至已经足以让他们负担不起。”

由于我国政府的医疗收费已经足够低廉，询及健保会否对现有的“一块钱”医疗福利政策带来冲突，孙认为各界需要从长计议并且整合现有复杂的公私医疗体制。比方说，健保是否只涵盖严重意外、癌症或长期慢性疾病（如肾病、糖尿病、心脏病）等需要高昂医药费的特定病况。如果是小病（一般内外科）如感冒、咳嗽，则继续沿用RM1的收费政策，其余由政府健保局承担。

无论如何，单凭医保就能给予充足的社会保障是不足以的。

“马来西亚现有乐龄人士的起居花费，主要依靠公积金或家庭抚养。单靠公积金当然不足够。而且，收入越多的白领人士，公积金自然就会更多；相反，薪水比较少的劳工，公积金就会相对少。但是，大家退休后所需的消费都是一样的，老了还是会生病。”

孙有联认为，马来西亚需要更多制度化的社会（尤其是对老人及弱势群体）福利政策。例如在台湾，就设有《老人福利法》，以维护乐龄人士的健康与安定生活，保障他们的权益与福利。

** 文章刊登在马来西亚《火箭报》2013年1月1号刊

中间选民与东马选民

路透社报导首相纳吉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告诫党员必须警惕并吸取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失利的教训，不能过于依赖保守乡区和马来票源的支持，忽略因人口结构转变而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和城市选民。

同时，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亦在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呼吁民联极力争取400万中间选民的支持，因为他们将会决定来届大选谁主布城。中间选民当中有300万为新登记选民，多属年轻且受过教育，占登记选民人口的四分之一。另外100万选民则是曾参与大选投票的游离选民，由于他们并非国阵或民联的铁杆，游离票的转向往往将会影响国阵和民联在大选时斩获的议席数量。

来届大选，巫统党员寄予纳吉的最低目标，起码应是以夺回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优势和雪州执政权为准，否则两者皆失或仅达致其一，恐怕他也将步上阿都拉后尘，面临被逼宫的窘境。民联方面，考虑内定首相人选安华的年纪早已不轻，必将孤抛一注完成政党轮替，实现改朝换代。

从议席上而论，国阵要夺回国会多数议席优势，当然远比民联要执政联邦来得容易。因为国阵只需赢得比上届大选多8个议席或以上，即是堵住民联赢得超过74个国会议席，就能重夺三分二优势。民联若要入主布城，最低要求需赢得112席位。民联在上届大选赢得82个国会议席。这意味民联除了必须捍卫原有议席，也得额外赢得最少30个国会议席。若要使政权更加巩固与持久，排除所有极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如议员跳巢，民联则需赢得比30席更多的议席。

单单依靠中间选民的支持，显然不足以使民联如愿以偿。从何及如何夺得额外30个国会议席，也是民联在战略布局上所须考量的重点。

根据选委会2008年大选成绩报告，国阵与民联在半岛的战役其实旗鼓相当，各自获得49.91%与50.09%的得票率。真正分出胜负的是在东马。倘若把东马和西马的得票数相加，则国阵在全国获得51.38%得票率，而民联获得47.44%。因此，民联必须卯足全力争取中间选民的大力支持，也得在东马取得历史性突破。

但是，东马正好是民联上届大选的软肋，仅获两席国会。加上因为在野党无法达致“一对一”对垒国阵的议席分配共识，从而引发多角之战，使原本垂手可得的若干国会议席和州议席被迫拱手让人。

民联在东马的议席分配至今仍然处于僵局，多角战恐怕再次难以幸免，民联也须慎防本土政党和具有影响力的独立人士搅局，如以达雅族为主的砂拉越国民党、由人民党分裂出的砂拉越工人党、主张沙巴人自主的沙巴进步党、由杰菲里吉丁岸领导但动向令人难以抓摸的沙巴立新党，还有刚刚退出国阵的前副部长拉京奥津和土著领袖威弗烈。

民联和国阵之间的角力截至目前仍然不分上下，未到最后一刻，胜负将难以难料。也许来届大选成绩将会维持现状，也抑或有如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所预测，双方皆有胜出可能，但之间的议席差额将不会超过20席。

无论如何，理性选民必然期望双方能把较量平台更多聚焦在良好施政议程上，譬如关注贪污滥权、可支配所得增长、房屋、医疗、教育、交通与环境正义，而非动辄渲染种族和宗教课题，制造相互仇恨，为了权利不惜破坏国民团结。

星洲日报 04/01/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