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心得：当今台湾公共住宅概况与政策分析

台湾政府於晚近几年在社会住宅政策及兴建进度上裹足不前，缺乏兴致，我想这很大可能与历史过去的国民住宅（公共住宅）政策失败有关，害怕重蹈覆辙，尤其是在70末期至80年代，因为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当时许多国民住宅面临滞销危机，也造成政府在公共财务上的一定压力。因此，政府期循序渐进修整当时的国民住宅政策，除了放慢国民住宅的兴建速度，也在后期打算一劳永逸摆脱有关负累，完全开放国宅承购对象限制与增加优惠条件，促使国家角色在房地产领域退位，进而转向市场导向，使当时的国民住宅政策黯然宣告结束。

房价高居不下，社会住宅存量严重不足

各国社会住宅比例

面对当时的政策失误，也许是导致台湾政府在后期乃至现在，几乎放任对房地产政策与市场的控制与调配，以鼓励人民购屋为政策导向，对负担不起房价的中低收入阶层则施予补贴与贷款，唯政府始终不愿介入租屋市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解释为何台湾人民的住宅自有率会创造历史新高。然而，也因为政府的放纵与低度管制，不但导致房屋价格因受到投机炒作而持续高居不下之余，再加上兴建中低收入阶层对象的廉价住宅对以营利为导向的房地产营建商而言无利可图，才会导致出现今天社会住宅（公共住宅）占全国住宅存量比率的所谓0.08%。

在此政策面上，中产阶级仍算可以勉强负担得起一般的房屋住宅，但对于众多弱势群体或低收入家庭而言，能够拥有一栋属于自已可以长期居住，那怕只是一个小房子，也是天方夜谭。所以，这群“弱势住户”，也只能长期过着租屋的生活。但国家的公共出租住宅仅占全国住宅存量比率的0.08%，且多以在台北市为主，显然不足以应付所有的“弱势住户”需求，而住宅补贴政策体系比过去逐渐萎缩，也代表着能接获政府辅助的弱势住户对象也相对减少，最终导致他们必须往政府体系意外的资本或地下市场寻找勉强可负担得起的出租房子，除了需要面对昂贵的租金剥削，也可能因为居住周遭的恶劣环境，而影响生活的品质与健康。譬如，过渡拥挤、违章建筑、住宅品质不良。

根据社会住宅推动联盟的分享报告，目前“平价住宅”为台北市弱势人口最集中的住宅类型，惟仅存1,500户左右，且大部分住户获得永久居住的权利。“国民住宅”的业务陆续在2000年以后停办，目前已与一般住宅无异，尤其是地点优越的转售价格，往往高于管制售价、甚至翻倍，已经失去照顾弱势家庭的意涵。而现有的“出租国宅”数量有限，若未具备特殊优待身分者，通常需等待数年。这足以显示，社会住宅的供应量明显与需求不符，等待救助的低收入家庭远远比预期中来得多。

因此，在基于政治与选举压力之下，中央政府原订计划推出以出租为主的“合宜住宅”，再交由地方政府推动。而台北市则旧瓶新装，推出“公营住宅”，拟定“在2014年进入规划、设计、施工或完工之户数至少达4,808户”，中长期政策目标则是“达到台北市住宅存量之5%”。此外，台北市政府也计划扩充租金补贴​​资源，并把市场的空余屋转为出租住宅。而在另一方面，市政府也提供补助给民间非营利团体，以便协助弱势租屋者在市场上寻找合适房子。

或许，“政府提供给弱势住户的出租房子严重缺乏”，已是政府与民间代表所共同认知的，但在政府的政策与执行力面上，问题就来了。我的怀疑是，无论是“合宜住宅”，抑或“公营住宅”，在当下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中央政府或台北市政府的针对性施政目标是否正确？政府所提出的辅助措施（如租金补贴等），是否具备永续条件？与其长期耗资补贴，为何不要索性动用资金兴建好几栋的廉价出租楼宇？需要依靠民间非营利团体来协助弱势群体寻找房子，例如崔妈妈基金会的存在，是否也凸显或暗示着，政府在此方面的工作进度与努力长期不足？台北市已算是各级政府中，对居住政策着力最多者，那么，其他县市政府在此方面的著力，不就是更加惨不忍睹吗？

上述种种问题的浮现，主要原因或许只有一个：显见政府过去没有政治意愿提出积极之住宅政策、制度及预算支援，也缺乏一个专门负责房屋与出租的部门机构，以至社会住宅政策无法有效执行。

谁是现今社会住宅政策之下的受惠者？谁又被彻底忽略了？

为了回应选民在选举时所提出的诉求，中央政府与台北市政府相继推出了“合宜住宅”与“公营住宅”，但有关计划明显是以青年家庭为主。就以“公营住宅”为例，90%保留给20至45岁的青年家庭，也相当等于是正值事业冲刺期的中产青年。然而，这群中产青年，即使没有能力在短期之内顺利购买到心意的房子，但也至少能够承担得起稍微昂贵或舒适的出租房子。在政府有限的资源下，是否应该重新检讨有关计划的针对性目标？为何不优先保留给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或家庭住户？

而在这里提及迫切需要接受援助的弱势群体或家庭住户又是何者呢？崔妈妈的网页就写道：

……贫穷现象反映出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在贫穷人口组成中，可以发现这个社会弱势族群的组成：老、病、残、单亲、以及阶级、性别、族群中的弱势者，虽然属于这些弱势群体的人口不见得都非常的贫穷，但多半是买不起房子的人，是租屋市场最容易被歧视的一群人，没有平等的管道去取得合适的住宅，没有稳定的居住保障……（陈怡伶）。

全台公有出租国宅

单亲妈妈、乐龄人士、身心障碍者、低收入家庭等，这些走在社会最边陲的群体，理应得到福利政府最优先的关怀与照顾。相比身心健全的就业青年，由于弱势群体的性别、年龄、阶级与健康背景，往往在寻找适合的房子方面，都比一般人来得更加困难。政府或执政机关是否有曾真心诚意了解，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住宿环境？政府在制定社会住宅政策与规划的同时，是否有曾作出详细的针对性考量？除了提供比市场一般便宜的出租住宅，政府是否有层了解过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崔妈妈基金会针对台北市与新北市低收入户服务个案的调查发现，低收入户家户人口数多，承租房屋多以住家型态为主。但是，台北市低收入户承租住宅租金偏高，因多以承租住家为主，较难在市场找到租金便宜之住宅。这些低收入户因此被迫选择比较便宜且负担得起，但生活品质与卫生环境却相对不友善的住处——因为拥挤，或谋求一个简单的栖身之所，所以被迫违章改建，扩大住处空间，最终不断陷入住处环境日益恶劣的恶性循环当中，也破坏了整个城市的街景面貌。

而上述种种是否也在政府的施政考量之内呢？再回顾中央政府与台北市政府对社会住宅所提出的落实政策，我的怀疑点在于：上述一揽子的措施并没有解决现存的结构性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止痛方案。我的考虑是：

第一，政府的政策是否具备可持续性？

第二，它是否能让中下层级的低收入家庭人口直​​接受惠受益？

第三，它是否能为这些弱势住户打造一个社会安全保护伞？

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有屋顶遮蔽的地方而已吗？

不是。这并不足够。提供适量且低廉的出租社会住宅只是“社区扶贫”之下的一项工具手段，它并不应该是政府的最终目的。那么，政府在这方面的理想角色扮演又是什么？

—— 协助并确保他们脱离贫困的恶性循环圈子。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政府提供的社会住宅有限，导致他们需要在外寻找房子，尽管他们当中有许多获得政​​府的生活补贴，但是，这些补贴或他们工作的所得，有大部分都被迫需要拿去缴付房租或贷款，间接导致他们能够用以作为生活基本开销、或提升生活水平的可支配所得（Disposable Income）就变得相对有限，在这种长期一生只为“租金”卖命奔波的情况之下，他们只有永远活在贫困的阶级圈子里头。

韩国社会住宅

有鉴于此，政府提供一个租金可负担得起、且环境舒适的出租住宅尤为关键，对他们而言这已经起着很大的帮助，使这群低收入群体或弱势住户的可支配所得得以更加扩充，进而提升生活，不必永远为着下个月的房租而烦劳。我们也可以发现，社会住宅或公共住宅占国家住宅存量比率越高的国家，贫富悬殊严重的状况就相对越少。但这并不足矣，毕竟政府提供的出租住宅，就算到了某一程度的供应量也还是有限，因此，对于尚有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政府就应该另外协助并确保他们找到生计，或证明他们有在工作的证明之下才得以继续住在政府提供的出租住宅，确保他们在未来得以恢复一般正常的生活与经济水平。毕竟他们许多来自低教育家庭、长期失业或有身心障碍，因此他们在社会上容易遭受歧视，所以政府必须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与平等的就业机会。如果他们日后达到拥有一定的资本累积，以及足以私自承担未来的家庭计划，他们就得选择离开政府出租住宅，而腾出的空间就能给予接下来需要援助的弱势住户使用，形成永续循环。

小结 —— 让小市民过着“有尊严的生活”

崔妈妈基金会的网页提到，根据2004年联合国住宅权计画，每个人皆应取得平等的住宅资源，以及稳定的居住保障。换言之，弱势群体或低收入家庭，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有屋顶遮蔽的居所环境，而是“有尊严的生活”。让每一位平民百姓，不分你我与肤色，过着平等、公平且有尊严的生活，乃是政府施政起码需达致的最基本目标。对于社会住宅的未来施政面向，中央与县市政府必须拿出具体的诚意与政治意愿，进而加以落实与推动，而非把之视之为选举时的大萝卜，或当作是房地产商给予的施舍。提供充足的社会住宅只是一个手段，而真正要达致的目标，是使中低下阶层得以脱离贫困圈子，借此拉近国家的贫富悬殊鸿沟，让每一位平民百姓皆可公平享有国家在经济发展下所收获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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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1. 崔妈妈基金会

2.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骯脏政治

纳吉不断挪后大选的一个原因，便是伺机等待民联闹内讧分裂的良机。自308以后，国阵不间断通过党和旗下宣传爪牙，表面宣扬一个大马，私底却挑衅宗教仇恨与种族嫌隙，导致近年种族间的相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向来贯彻各族“分而治之”的国阵而言，惟有成功离间行动党、公正党和伊斯兰党，方能确保能在大选安然无恙渡过，继续执政。

伊斯兰国课题并非是308后才浮现，冷饭欲一炒再炒。无可否认，这是行动党的软肋。而对一向逃离政治、回避施政偏差的马华而言，能够抓着老对手把柄，无疑是最大恩赐。

国阵极有可能弄巧反拙，玩火自焚。因为2013不再是1999，这是资讯随手可得的年代。当马华在华社面前猛烈抨击行动党是伊斯兰党的走狗，出卖华社，巫统面向马来社群的相反语调却是彻底摧毁马华远走荷兰前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去年5月6日，巫统喉舌《马来西亚前锋报》封面打出“行动党：基督教国”标题；7月9日，巫统在前锋报威胁，“如果民联执政，候任首相将会来自竞选最多议席的行动党”，而非马华向华社强力推荐的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前锋报接着在八月对行动党展开 连续一周围巢，强调“穆斯林支持行动党有罪”、“宗教司指行动党是伊斯兰的敌对异教徒”及“行动党是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一大挑战”，也和马华“行动党支持落 实伊斯兰国”大相径庭。

10月23日，马哈迪对外调侃马华纯粹旨在恐吓华社，因为马华在2001年并没反对老马宣布我国成为伊斯兰国，与及奉行伊斯兰教义。年尾，巫统代表在常年大会眼带泛光高哼马来民谣《小孩玩火》，警告“民联一旦执政，马来人将会沦落到要在自己的国土上行乞”，同样与马华指责“行动党将会典当华人所有社经文化权益”有着天壤之别。

马华努力不懈抹黑伊斯兰教，妖魔化伊斯兰党，威胁伊斯兰国议程将使我国回到“黑暗时代”，许多人面临失业；巫统另一边厢却孜孜不息诬蔑伊党出卖穆斯林，伊党支持行动党成立共和国，且把基督教列为国教！

到底谁在说谎呢？巫统、马华还是前锋报？抑或，大家都有默契地在撒谎，全力贯彻“分而治之”策略？如果以上皆非，那么便显得异常恐怖危险，选民不得不再深思，是否要把自己的未来，随意交托给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的政党联盟？

2013的民联，也不再是1999的替阵。散播恐惧的伎俩恐怕难以再次凑效。行动党和伊斯兰党对双方之间存有的歧见，不是今天才晓得，也不会刻意掩饰。伊斯兰党也不尽可能忘记2004年在登嘉楼惨败（纵使於2001年通过伊法）、吉兰丹微差险胜的教训。当然，民联若想说服人民可被信赖，就得警惕各党、州政府或地方议会内伺机存心制造混淆与破坏的小小拿破仑。

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并不会显得怪异极端，反而显示国家逐渐走向民主成熟。这在民主化国家早已成常态，例如英国的保守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民联三 党理应顺从民意，求同存异，秉持共同政策纲领，求取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实现民主两线制，致力打造更美好及富裕的马来西亚。

是时候摆脱国阵充斥谎言的政治圈套，且让国阵与民联双方回到良好施政的竞技平台。给人民带来希望，而非恐惧与胁迫。

全民医疗健保

访问/整理：丁杰隆

在马来西亚，许多人“因病而贫，因贫而病”，筹钱就医的新闻频频在媒体上出现。

曾在台湾硕士研究班时期比较台湾、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医疗制度的孙友联认为，马来西亚应该重新检讨现有的公私医疗体制，比如仿效先进国家落实全民健保制是有必要的。

第一，全民健保透过“风险分担”方式，统一收费并涵盖几乎所有医疗服务，可减少社会不公义事件（没钱医病）发生，使所有国人无论贫富皆享有同等的医疗福利，也提高中下阶层人士得到就医的可近性。

第二，由政府负责医疗服务价格的谈判相对有利及划算，也符合规模经济效益。例如，政府大量购买（服务和药物）的成本肯定比个人自费来得低。

家乡来自柔佛麻坡，目前担任台湾劳动阵线秘书长的孙友联，长期旅居台湾为基层劳工与人民发声争取权益。

他表示，台湾在1995年开始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全民健保），提供国民更有效和公平的医疗保健福利。

简单而言，百姓的医疗开支将单方面由台湾中央健康保险局支付，而保险金的来源则是由政府、雇主和人民共同分担。每个台湾公民（也包涵在台留学、工作的国外人士）都会拥有一张全民健保卡。

（截至2012年9月）一般受雇人士每月必须缴付薪资收入的5.17%（个人承担60%，政府承担10%和资方承担30%）给予健保局。孙友联认为如果能够循序进渐，仿效加拿大的医疗制度全有政府支出（中央政府55%、地方政府45%）则更为理想。当然，人民缴付的税务也会相对的高。此外，在台湾求学的国际学生，每月则需交付台币748，如果符合侨生身份，其中一半费用（台币374）则由台湾侨务委员会承担。

“或许有人会认为，尤其是年轻人，我一年生病也没有几次，不需要花费如此多钱。但是，人生世事难料。倘若下一秒中遭遇不测，医药费随时可以让你倾家当产。但是，健保则可减少悲剧发生的可能性。而且，每个人都会老，人老了，总会有病。”孙有联解释。

当生病的时候，人民可以到任何一家公立或私立诊所就医。全民健保的医疗服务除了涵盖一般的身理疾病医治，也包括牙医、中医（针灸）、物理治疗、心里治疗和其它辅助医疗等。在台湾，40岁以上公民则每年享获免费一次定期医疗检查。

此外，部份台湾地方政府也给予老人免费安装假牙的福利。 “牙齿也是一种人权嘛，为老人安装假牙，吃东西时比较容易，也有尊严。”孙友联建议马来西亚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提供类似免费医疗服务，造福人民，因为相关成本并不会很高。

然而，为了避免医疗开支暴增和被滥用，台湾人民寻求就诊的时候，依然需要缴付“注册费”台币100和负担“部份医疗费”台币50，总额为台币150。其余费用则由健保局向相关医疗单位支付所有。私立医院和诊所不能强迫病人征收额外费用，病人若有要求额外的病房等级或服务，则另当别论。但是，这也必将引起另一番争论。孙表示，“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政府）健保只涵盖比较低劣的，却不能包括更好的治疗？。这是否意味着，穷人得到医疗的机会、医疗辅助仪器（甚至是存活率）就会间接比富者差劲？”

孙友联也披露，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其实在独立前和独立初期相当完善，甚至比新加坡和台湾要好。当时，国内所有医院几乎都是由政府营运管理。 1951年通过的医药费用法案（Fees Act 1951），也奠定国人至今在政府医院和地方诊所看病，仍享有只象征性征收RM1的医疗福利。

遗憾的是，马来西亚迄今并没有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其中有几次的医疗改革建议因为受到各界的反对而胎死腹中。在1980年代，马哈迪对美国时任总统里根和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照版全收，极力推动私营化计划，使各家私立医院和保险公司纷纷崛起。

孙认为，马哈迪当然不是信仰新自由主义者，否则在1997年金融风暴时他就不会拒绝国际援助。事实上，医疗服务外包彻底是一项国阵内部裙带关系、利益输送的表现，比如马哈迪的儿子就在医药卡中获利。而人民依赖私立医疗体制，宁愿缴付更贵的医疗费用，这背后欲显示人民对政府医院缺乏效率与信心，并感到彻底绝望。

然而，落实全民健保其实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因为健保制度会使社会渐渐不懂得珍惜国家医疗资源，不管是病人、政府相关单位或医疗服务机构都有滥用程序的可能。许多人在非紧急状况下寻求急诊，对医师不友善的事件每天都会在医院发生。

目前走在最前线，驻扎南投县草屯镇的实习牙医师林哲敏（毕业自高雄医学大学牙医系）深深能够体会到。对部分台湾百姓而言，接受政府医疗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同一期间在多间医院重复看诊，造成资源浪费。

也是来自柔佛新山的哲敏表示，“随着病人的意识提升，医疗法律诉讼近年在台湾比比皆是。和马来西亚不同的是，台湾的医疗诉讼是刑事案，而马来西亚的则是民事案，所以大家都可不花分毫就可告上法庭，而且刑法也比较严重。”

此外，医院和政府单位也可能黑箱作业，如从黑市购药或超额申报费用，从中赚取利润。对于此，兼任医改团体、民间健保监督联盟召集人的孙友联表示，要使全民健保不被骑劫和被滥用，需要加强民间的监督，也要灌输人民正确就医用药，珍惜医疗资源的观念。

“医疗服务被百姓滥用无法避免，但只占少数，不排除以城市人居多。而药物被滥用则不明显，因为大家知道如此会对身体有伤害。”

“诊所和医院可能比以前多病人光顾了。但试想一想，若在马来西亚，这群贫困的病人可能以前连得到正当的医疗机会也没有，从乡野、园丘来回城市就医的交通成本，甚至已经足以让他们负担不起。”

由于我国政府的医疗收费已经足够低廉，询及健保会否对现有的“一块钱”医疗福利政策带来冲突，孙认为各界需要从长计议并且整合现有复杂的公私医疗体制。比方说，健保是否只涵盖严重意外、癌症或长期慢性疾病（如肾病、糖尿病、心脏病）等需要高昂医药费的特定病况。如果是小病（一般内外科）如感冒、咳嗽，则继续沿用RM1的收费政策，其余由政府健保局承担。

无论如何，单凭医保就能给予充足的社会保障是不足以的。

“马来西亚现有乐龄人士的起居花费，主要依靠公积金或家庭抚养。单靠公积金当然不足够。而且，收入越多的白领人士，公积金自然就会更多；相反，薪水比较少的劳工，公积金就会相对少。但是，大家退休后所需的消费都是一样的，老了还是会生病。”

孙有联认为，马来西亚需要更多制度化的社会（尤其是对老人及弱势群体）福利政策。例如在台湾，就设有《老人福利法》，以维护乐龄人士的健康与安定生活，保障他们的权益与福利。

** 文章刊登在马来西亚《火箭报》2013年1月1号刊

中间选民与东马选民

路透社报导首相纳吉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告诫党员必须警惕并吸取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失利的教训，不能过于依赖保守乡区和马来票源的支持，忽略因人口结构转变而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和城市选民。

同时，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亦在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呼吁民联极力争取400万中间选民的支持，因为他们将会决定来届大选谁主布城。中间选民当中有300万为新登记选民，多属年轻且受过教育，占登记选民人口的四分之一。另外100万选民则是曾参与大选投票的游离选民，由于他们并非国阵或民联的铁杆，游离票的转向往往将会影响国阵和民联在大选时斩获的议席数量。

来届大选，巫统党员寄予纳吉的最低目标，起码应是以夺回国会三分之二多数议席优势和雪州执政权为准，否则两者皆失或仅达致其一，恐怕他也将步上阿都拉后尘，面临被逼宫的窘境。民联方面，考虑内定首相人选安华的年纪早已不轻，必将孤抛一注完成政党轮替，实现改朝换代。

从议席上而论，国阵要夺回国会多数议席优势，当然远比民联要执政联邦来得容易。因为国阵只需赢得比上届大选多8个议席或以上，即是堵住民联赢得超过74个国会议席，就能重夺三分二优势。民联若要入主布城，最低要求需赢得112席位。民联在上届大选赢得82个国会议席。这意味民联除了必须捍卫原有议席，也得额外赢得最少30个国会议席。若要使政权更加巩固与持久，排除所有极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如议员跳巢，民联则需赢得比30席更多的议席。

单单依靠中间选民的支持，显然不足以使民联如愿以偿。从何及如何夺得额外30个国会议席，也是民联在战略布局上所须考量的重点。

根据选委会2008年大选成绩报告，国阵与民联在半岛的战役其实旗鼓相当，各自获得49.91%与50.09%的得票率。真正分出胜负的是在东马。倘若把东马和西马的得票数相加，则国阵在全国获得51.38%得票率，而民联获得47.44%。因此，民联必须卯足全力争取中间选民的大力支持，也得在东马取得历史性突破。

但是，东马正好是民联上届大选的软肋，仅获两席国会。加上因为在野党无法达致“一对一”对垒国阵的议席分配共识，从而引发多角之战，使原本垂手可得的若干国会议席和州议席被迫拱手让人。

民联在东马的议席分配至今仍然处于僵局，多角战恐怕再次难以幸免，民联也须慎防本土政党和具有影响力的独立人士搅局，如以达雅族为主的砂拉越国民党、由人民党分裂出的砂拉越工人党、主张沙巴人自主的沙巴进步党、由杰菲里吉丁岸领导但动向令人难以抓摸的沙巴立新党，还有刚刚退出国阵的前副部长拉京奥津和土著领袖威弗烈。

民联和国阵之间的角力截至目前仍然不分上下，未到最后一刻，胜负将难以难料。也许来届大选成绩将会维持现状，也抑或有如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所预测，双方皆有胜出可能，但之间的议席差额将不会超过20席。

无论如何，理性选民必然期望双方能把较量平台更多聚焦在良好施政议程上，譬如关注贪污滥权、可支配所得增长、房屋、医疗、教育、交通与环境正义，而非动辄渲染种族和宗教课题，制造相互仇恨，为了权利不惜破坏国民团结。

星洲日报 04/01/2013

民意咨询 （2）

吉隆坡捍卫苏丹街工委会首次举办捷运课题公共谘询会议，受邀政府单位首相署、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吉隆坡市政局、交通部、文化部和旅游部集体缺席，它们的行动在在显示政府要聆听人民心声的诚意荡然无存，也显得不尊重主办单位。

近年，举凡发展计划与社区大众利益起冲突，如彭亨州稀土厂事件、柔佛州边加兰石化工业发展计划及吉隆坡捷运兴建计划，尽管人民充分拟出抗辩诉求据理力争，政府往往籍口有关课题被“反对党政治化”而关上所有管道，不愿意也没诚意想要与人民对话解决问题。甚至，许多计划是在未经详细规划、谘询或告知大众，便已静悄悄开动。当人民发现相关计划对原有社区、环境及生活素质带来严重冲击时，欲为时已晚。

保卫“苏丹街门口” - 当今大马新闻

去年下旬，苏丹街征地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在通过社区和公民团体的协力合作之下，成功引起社会基层对古迹保护的关注，集体守护茨厂。捍卫苏丹街工委会紧随成立，并多次在朝野国会议员的带领和安排下上访相关政府单位。首相署部长纳兹里曾夸口答应，将为征地事件取得一个令双方圆满的最佳方案。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也曾答应替工委会向陆路公共交通局协商，争取更改捷运路线。

遗憾的是，当局这一年来的说词与回应，总是各说各话，模棱两可。市民对种种承诺，已经感到厌倦，不想再被蒙在鼓里戏弄。捷运绕道或不绕道，街坊大楼拆或不拆，有关计划的主要负责单位首相署和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应该展现政治勇气和问责态度，给予人民一个正式且明确的立场交代，并以具有公信和透明化方式展示其发展项目的环境与社会评估报告。

公民团体劳心劳力，花费无数原本就不必要的精神、时间和金钱与国家机器周旋，换来的却是当局以不闻不问的方式回应大众的期盼。处事作业闭门造车，害怕面对民意，不愿意对话交流、不愿意下访苏丹街做基层视察、也不愿意召开汇报会或听证会，市民意见和感受皆被忽略。另一边厢，当局却把玩心理战术，企图运用各种方式拖垮和离间苏丹街各个单位，以便最终使所有业主安分妥协并签署不平等协议。业主和租户的赔偿细节也显得非常模糊，缺乏交代。

这些都不是民选政府应有的典范。要知道，在公共意识较高的民主国家与地区如台湾和香港，掌握充分资讯与知情权很重要，政府官员若有如此不屑甚至故意缺席咨询会议，早已被口诛笔伐得无地自容，严重的话甚至被迫引咎辞职。有些部长级或司长级人物，不但要在听证会上接受议员咨询，对于任何施政失误或失责，甚至会被人民代表要求坐在议事厅内“听课受教”并修理一番。这些才是人民做老板。相比捍卫苏丹街工委会还要自动自发身兼政府一职，自备场地召开公共谘询会议，我们算是客气得多了！

时至今日，苏丹街巴生车站和毗邻城市发展机构所属百货大厦、宏愿大厦已经逐步展开拆毁工作，而位于篮总大厦斜对的独立遗产大楼捷运车站空地也即将如火如荼大兴土木。当局雄心勃勃，捷运绕道几乎是不可能之事。部长和总会长等许下的承诺，实现变得遥遥无期，人民唯有痴痴地等。不怕，人民是善忘的，很快便会忘得一干二净。

星洲日报 10/07/2012

民主化马来西亚

308全国大选后，由于民联壮大及公民运动崛起，国阵政府在民主化改革方面，相比前几任首相有取得突破进展。奈何，许多转型与开放迄今仍裹足不前，若与香港、台湾、韩国，甚至区域印尼、泰国比较，我们落后很多，搞不好短期内被焕然一新的缅甸超越。 

印尼总统苏西洛将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国阵政府缺乏改革动力，主要因为政治意愿不足，更直接说法是害怕失去政权。除了长期执政衍生的内部毒瘤难除，及二三线领袖频频倒米伺机乘乱上位，当局最大要害是它不如台湾国民党蒋经国或印尼苏哈多总统倒台后接任的哈比比(Baharuddin Jusuf Habibie)般，抓住民心所向彻底改革，导致纳吉许多政策不是孤军作战、中途刹车停滞不前，就是旧酒新装，一切努力最后变得徒劳无功。多位内阁资深部长在国会表示428集会者携带的盐巴和矿泉水瓶足以让政权垮台，语无伦次程度在在显示当局的思维错乱与恐惧作祟。 

大马是君主立宪国，政府是通过选举由人民委托。有选举，就意味人民有选择代表的机会，政党轮替可能性绝对存在。不管是国阵，或是民联各州政府，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有预设自己永远在朝做政府的输不起心态。相反，输者应该要有如前槟城首席部长许子根般潇洒下野的心理，和平转移政权，卧薪尝胆再来一决高下，而不是尝试破坏这个民主游戏规则。 

其实，国阵政府目前大可维持现有对它有利巩固政权的政策与工具不动声色，短期或大选前不求有功，但求丝毫不犯错，就不会引发任何公关或信心危机。但这招显然不能持久。若要改革，又欲要有所保留，在许多课题上频调车头回转，这不但不会为国阵加分，反而把事件焦点在媒体放大，进而引发人民乃至国阵基层对领导层的信任质疑。 

民主化与改革政府体制，是来届大选朝野无法切割的焦点。站在全球民主化浪潮当前，民联宣言已明显表态，国阵肯定不会选择固步自封。即使中国共产党在东欧苏联集团瓦解后，也跟进改革并开放经济。缅甸是区域民主化改革最新例子，印尼的进度则比我国稍早十年，在打击贪污滥权、权利下放地方政府、减少军警及政治亲信干涉内政色彩方面，我们应该虚心学习。 

缅甸总统登盛(Thein Sein)与昂山素姬会面。

区域民主化有赖于受全球化影响，国与国之间的经贸与货品交易更为活跃。除非是朝鲜古巴等辈选择自甘堕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奉行锁国政策。缅甸近年为吸引外资，也致力改善政治环境、经商政策和外交关系。同时，随着交通和科技发达，区域人口移动与知识交流频密，媒体不断创新，人民的教育与公民醒觉也逐渐提高，更关心身边一切并活跃参与在社会运动中。投资者和私人界，也期望一个政策透明及有效率政府，从而保护他们的资产与生意。这些都是促成民主进步因素。 

国阵若是在施政方面更果断，或许可以如缅甸、印尼军政府般苟且一时，赚得另一任期再作打算。改革力度若加强，把司法、警察、媒体、净选议题、贪污甚至国阵内部逐一大刀阔斧，再配合经济转型大搞十大建设，也许可以如台湾国民党政权般延续十年八载，直至民进党陈水扁总统上台。可惜纳吉已经没有时间，错失许多空窗期，民主化议题逐渐成为民联主场优势。距离任期届满只有九个月，除了留待最后杀手锏：预算案大开国库与民分享，诚恳呼吁大家鞠躬感恩，你猜国阵还能做什么？

星洲日报 21/06/2012

 

死刑

来源：国际特赦组织2011年死刑统计

最低薪资制（三）

首相纳吉在2010年华人经济大会上，提出落实最低薪金制的政策建议，国家薪金理事会隨后成立跟进。乐观的是，至目前研究阶段，我国並没有像其他资本主义横行国家般遇到较大的反弹。除了前首相马哈迪的“国家破產论”，我们还没看见任何政党、商业財 团或深具影响力的媒体、学者站出来提出大右派思想，强调“自由市场应由市场决定一切”等云云，反对最低薪金制推行。这或许有两个可能。

马哈迪：落实最低薪资将会导致我国破产。

第一，关於最低薪金制的细节和推行措施还不详细与深入，大家只凭猜测而无从入门考究，所以引起 不了公眾关注。第二则是公眾或皆认同，我国低阶层劳工的薪资水平不堪理想，对经济转型不利，所以亟需改善。这包括最近联署发表声明的16个工商团体和中华总商会也明確表示不反对落实最低薪金，唯须在推行措施和时间上做出对资方有利的调整。

我国目前仍有40%家庭人口的总收入低於1千500令吉。在半岛郊外的某些园坵，仍有工人领取 500令吉月薪，生活环境极度恶劣，村庄甚至连一条柏油路也没有。倘若有补选，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中了彩票。因为补选带来的糖果与发展，隨时就是他们一两月的收入。这些园坵工人可能与其他城市中產阶级一样，一生都很努力工作，欲只能赚取微薄不足以餬口的收入。没有尊严，也得不到合理的生活待遇。

商界反应: themalaysianinsider

所以，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改善这些弱势群体的生活，这不仅限园坵工人，也包括其他低阶层劳工和城 市贫穷人口。推动最低薪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保障这些低收入劳工的基本生活和尊严，確保他们不会被严重剥削，並定期依据物价走势而对薪金做出调整，以使其家庭能承担在目前经济和社会状况底下的最低需求和最低生活开销。確保其员工得到合理待遇，相信良知企业也不会反对。

在推动最低薪金制的进程中，可以预见不久的將来劳资双方会有进一步的爭论，甚至墮入数字游戏的 迷思。例如推行最低薪金制將会使失业率提高、市场失调导致通货膨胀、中小企业面临裁员与倒闭等，而劳工阶级则会有另一番反驳。理论上这些都有可能发生，但现实中並没有一个国家在推行最低薪金制后面临巨大负面压力，导致需要中途取消有关制度。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各项政策工具去调节市场变动。

"   我国每10名工作人口就有4人是外国劳工。

低技术廉价外劳将会影响我国薪金架构与经济改革。  "

（图片来源：民联2012替代预算案）

举个例子，依靠低技术劳工或上游品生產为主的企业，其工资成本一般不会占总生產成本的多数，相反原料、燃料、租金、能源等才是其主要开销。政府若要帮助中小企业减轻负担，就不该避重就轻压低最低薪资，反而应该提供企业过渡期的援助配套，如技能培 训、控制物价、检討各类缴付费用、基金援助、缩紧外劳政策等，使企业能在过渡期间转型，改良生產模式並提高效率，逐步减少对外劳的依赖，转而聘请本地熟练工人。

无论如何，设定最低薪金制是我国歷史性的政策改革。此项政策推行以后会对我国经济產生甚么影 响，大家目前只能纸上谈兵，静观其变並设法应对。在面对百货通膨年代，藉最低薪金制改善低阶层劳工收入也算通情达理，也可减少贫富阶级的矛盾与衝突。达致资源与財富再分配，才能缔造一个更有公义的社会。

星洲日报 15/03/2012

延伸阅读：
最低薪资制（一）

最低薪资制（二）

沉默不是金

沉默，是一幅掩护罪恶的墙。

Silence is a cover-up of atrocities.

(图：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民意咨询 （1）

捷运苏丹街征地事件和关丹格宾稀土厂课题闹得沸沸扬扬，市民不惜走上街头，参与“灯佑茨厂街” 社区艺术计划和绿色集会，旨在表达对有关当局的抗议，以引起国人与媒体关注。实际上，政府不敢直接面对民意，没有积极展开公眾咨询与对话会，才导致人民需 要通过非正式管道宣泄不满。

隨著人口增加和城市土地发展空间达致饱和点，社区重建乃是时代发展列车底下的大势所趋，但要如 何能够儘量减低发展对旧有社区所造成的社会、环境乃至生活素质影响，民意咨询一环就显得特別重要。一般上，当政府的发展计划公佈后，民意咨询就会顺势展 开，比如进行计划宣传、公佈社区发展影响评估报告、沿街拜访调查、举行匯报会和对话会等，以让有关社区受影响的居民可对该计划提出意见、质疑或反对，当局 便会將意见回馈进行收集和分析，然后重新评估、修改或取消有关计划，以达致双贏局面。

这是確保有关社区居民得到充份资讯，並瞭解自己应有的知情权利。但是，我国却时常忽略、敷衍或 漠视这个咨询环节。在向媒体或大眾匯报时也常报喜不报忧，譬如只选择重点说明相关计划对国家经济成长的帮助、社区经济效益、增加就业等，或通过专门学科的 术语及复杂的数据，让人民模糊和混淆。

至於发展可能带来的生活障碍和负面影响，有关当局往往不是扫进地毯內以等待有人质疑时才作回 答，便是设立对资讯查阅的重重关卡，例如只规定在特定地点查阅、文件数量有限、不会网络上载、不能复印等，企图减低人民得到资讯的机会和反对声浪。以上种 种不具透明度或秉持“过了海便是神仙”的作业方式，往往导致计划即將或已经动工后，人民才恍然知觉，却也为时已晚。

 稀土厂的危害 -- 纪录片

不然，当人民稍想跟进“求个明白”，表达对计划的意见，却常被灌上“政治化”之名或被反对党利 用等理由，双方对话便马上停止，当局也就显得对当地社区不闻不问。所以，这不难理解为何国人对稀土厂特別感到忧虑，因为人民並没有得到最基本的知情和发言 权益。政府是由人民所选出的，理应由政府代表並服务於人民，但很多时候却是掉转过来，需人民亲自上门哀求政府，而非政府走入民间，人民甚至连基本的问政和 咨询权利也常被剥夺，彷彿政府就是老板，这不是很荒谬吗？

以前人民总是相信老套一句“有人在朝好办事”，认为只要通过政府內部或內阁管道加以沟通和协 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诸事圆满。但是，太多的谎言已经让人民不能接受，比如苏丹街征地，隆雪华堂和捍卫苏丹街工委会上门拜见部长们的次数不计其数，政府 和马华也曾多次表示征地事件已经圆满解决。可是，业主们今天依然接到通知必须马上签署协议，否则政府將通过法令强行征地。但官儿们捫心自问，有关单位又何 曾到访苏丹街，与基层居民进行视察、对话和交流，並尊重集体民意？

经过308大选洗礼，国民对於个人权利与公民意识有逐渐成熟倾向，吸收资讯也必更多元化和深入化，如果现任政府没有与时並进瞭解社会和民意走向，而选择闭门造车，恐怕在来届大选將受到选民的遗弃。

星洲日报 27/02/2012

台湾2012总统选举

总统副总统选举公报

许多旅台同学新年回乡相聚，总是高谈阔论方刚结束的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彷彿自己就是当地合格 选民，置身其中参与四年一度的选举嘉年华。宝明也带回了一些竞选传单，本以为竞选文宣只是各党与候选人的事宜，却让我发现其中几份新北市选举公报文件，竟 然是由新北市选举委员会编印，每份文件犹如一张特大海报。

第一份公报文件是“第十三届总统副总统选举”选举公报，上端註明选举的日期与时间，然后依序编 號展示民进党、国民党和亲民党的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肖像、个人资料、学歷与履歷。公报正面下方，选委会非常详细说明选举的投票时间、方法和投票时应该注意 的事项，包括介绍模擬选票特徵与顏色、示范如何画票、选票在甚么情况下会无效等，並且註明妨碍选举或妨碍投票罪的法律条文和惩罚方式。公报背面，密密麻麻 列出了新北市各区投票所的地点一览表，包括投票所名称、地址和区域等。

各区选民的投票站

第二份公报文件是关於台湾各党和立委候选人资料，並依据各党抽籤號次，刊登展示各党参选政见和 各个立委候选人的个人资料与履歷。不管是大党如国民党、民进党和亲民党，还是小党如台湾国民会议、人民最大党、台湾团结联盟、新党、绿党、健保免费连线、 台湾主义党等，大家皆获得均衡篇幅敘述党各自的参选政见，以让选民作参考。同样的，公报也展出选票上各个政党的名称、標誌和次號，容易让选民辨別。

第三份公报文件是新北市第一、第八和第九选区的立委候选人肖像、个人资料、学歷、履歷和个人参选政见。文件同样列出相关地区的投票地点和投票时应该的注意事项。

投票与画票资讯

这些公报文件，皆由新北市选举委员会在选举前夕依据身份证地址，通过邮寄方式发送给所有合格选 民，让每一位选民、政党和候选人能够得到同样的资讯平台和比较机会。其中，3份文件都特別註明选民作主的重要性和接收贿选的危害性，並列出检举贿选的最高 奖金。公报口號“选前购票有企图，选后当选必贪污”更是值得与我国选民分享。

这3份简单文件起码就让我们学习到甚么叫民主正义、公平竞选和行政中立。相比台湾选委会，在提供一个对等选举竞技场和防止贪腐反贿的措施上，被號称为“迈向世界最民主国家”的马来西亚和其选举委员会，还有待多多学习和借鉴他人。

各党政见与立委候选人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选委会能够拥有充足的时间印刷和发送公报文件至所有选民手上，除了因为选举 日期早已获悉，漫长竞选期也让选委会和各党有充足的准备，处於最佳状態。相反，我国选举日期的决定往往掌握在首相手上，突然间地国会解散，就犹如学校防火 演习，隨时让选委会和各个公共机构措手不及，加上近来几届大选的竞选期向来很短，倘若一些地区没有上网设备，也就无从检查本身选民资料和获取足够的竞选资 讯，最后可能便是投票日时在投票站前，任由各党柜台拉票人士摆佈和鱼肉，公平选举的意义也便就不存在了。

资料提供：庄宝明

星洲日报 20/01/2012 

小市民大愤怒

 

香港社会与媒体最近都把焦点关注在尖沙咀海港城一家意大利时装名牌店上，眾声討伐。

香港苹果日报照片

事缘有香港行人在该时装店前拍照，引来保安人员阻止並驱赶，並声称“內地人拍照没有问题，但香 港人请到街道对面拍”。此话一经传开，马上引来媒体跟进报导，亦有群眾在面子书和网络论坛渲染。上星期日，上千港人和社运分子集体在有关时装店前逗留拍摄 和抗议族群歧视，人潮汹涌，不但导致狭窄的尖沙咀广东道阻塞，附近名牌店也殃及池鱼被迫拉下铁闸，短暂停止营业。

尖沙咀海港城毗邻中国客运码头，附近酒店林立，是许多大陆游客聚集和消费的热门地点，素来被民 间调侃为“中租界”。事实上，为了维护產品设计版权，当地许多名牌店都不予人在店外玻璃展示柜拍照。该家时装店只能自叹运气不好，在不恰当时候说了不该说 的话，拿“香港人”与“大陆人”做对比，无疑刺激港人神经线，成为眾人鞭挞的“替罪羊”商舖，也加剧港人对大陆人厌恶的矛盾关係。

香港人在店前抗议

资本主义横行的香港社会，百姓向来逆来顺受，日常政治参与度也不高，去年尾举行的区议会选举， 平均投票率才四成，却已属近年新高纪录。但是，每每谈及港人自主和身份认同课题，港人的负面情绪便会高涨。此次事件的导火线，显然不是纯粹抗议该店打压和 管制市民在公共场合行为，而是一场捍卫尊严之役，反对地產霸权、埋怨政府对商户霸权放任不理，也唤醒香港人对身份的认同感。

大陆自由行政策落实后，许多大陆暴发户到香港旅游、消费和置业，虽然人民幣升值为香港旅游业带 来无限商机，然多数小市民並没有从中受惠。近几年，香港贫富悬殊日益严重，港元贬值和通货膨胀让小市民生活困苦，因为地產垄断造成他们甚至承担不起小房 子。香港工党最近就以短片嘲讽，每杯15港元的柠檬茶扣除成本和员工薪水后，冰室老板其实只赚取两元微薄盈利，却有7元须得上缴店租业者，也就是百姓口中 的“地產霸权”。

香港媒体报导

內地游客群出手豪气，大集团皆看准商机和利润，在中环和尖沙咀旅游区一带垄断经济，从酒店、时 装和女性用品专卖店、星级与连锁餐厅、超级市场、便利店各式名牌一字排开营业，但真正收益只掌握在少数老板手上。香港朋友就曾告诉我，有些商户只把焦点放 在大陆游客，如果不是说华语，侍应甚至不会热情招待。但是，大陆游客习惯大声喧哗和隨地吐痰，喜欢在禁烟区半蹲吞嚥吐雾，甚至在街上让小孩隨意大小便，仪 態举止令人髮指。

此外，中国富商到香港置產炒楼加剧通膨，孕妇到香港待產以期拿到居留权，这些都造成当地社会资源分配不足，民怨四起。

面子书香港社区讨论页子照片

香港百姓对內地人的排外意识其实积怨已久，只是等待爆发这一天。小市民走上街头，旨不在滋事和 挑剔，而是希望当局能对商户霸权和族群歧视引起关注，听见小市民心声。遗憾的是，亲中亲商的香港政府和各政党，至今並没有正式表態。两位香港特首候选人唐 英年和梁振英对此事也显然选择避重就轻，蜻蜓点水，毕竟揣摩圣意是一件很冒险的事！

星洲日报 12/01/2012

吉隆坡市2012财政预算案

市长阿末弗亚宣布2012年吉隆坡市政局财政预算案，一共拨出23亿令吉做为开支。虽然市政局23亿预算较半岛州属雪州19亿、霹雳9亿、柔佛8亿等来得更高，但与其他国际大都市如伦敦和台北动辄百亿马币以上的预算案相比，吉隆坡可说是小巫见大巫。

财政预算一般上被视为有关政府未来一年的开支规划和施政方针。但是，这份预算案足以彻底反映吉隆坡市政局的尴尬地位。堂堂一个首都市政府竟然可以告诉民众明年的预算主要将会用作修理道路和街灯、清洁工作和栽种花草树木，完全缺乏要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气概，也无法突出城市活力与创意，未免让人笑话。

市长阿末弗亚（左）展示预算案。（星洲日报）

今年，市政局依旧列出五大目标：打造宜住性、经济繁荣、促进交通连结、绿色化和高效率行政管理城市，其实不过一如既往重复《2020发展大蓝图》的理想论述。至于短期一年至五年具体目标，如对经济成长、永续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政策主张，则完全空白一片。毕竟，解决城市人口失业和贫富悬殊，或是压制通货膨胀，向来皆非市政局主要工作。

吉隆坡市政局为吉隆坡市的最高行政机关，理应掌握对城市发展与管理的主导权。无奈的是，解决交通堵塞却由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主导。要提升市民的人文素养，各类博物馆和艺术中心却直属新闻、通讯与文化部管理。在保存社会与文化遗产方面，例如解决苏丹街捷运征地事件和推销文化创意产业上，市政局的参与度和政绩也是惨不忍睹。近年如火如荼展开的大吉隆坡计划，也是由首相署和联邦直辖区部所领航。吉隆坡市政局似乎在各个事务都被边缘化。

归根结底，联邦政府手握过多实权，而地方政府只剩一些鸡毛蒜皮的决定权。因为拨款和发挥空间有限，导致市政局无法大张旗鼓，逐渐变得没大志向，甚至连一些小问题如铺路补洞，也因常等待中央部门拨款下放而耽搁。这不但是吉隆坡市政局的写照，也是各个地方县市议会的影子。

而且，中央政府有时因为需要听信地方官员的报告和建议，在政策制定方面往往因为“讯息错误”而做了错误的政治判断，遭致发展结果与人民实际需要相异。如土地用途规划，绿肺地段被充作商业发展。这主要因为有些小拿破仑因为不需向人民负责，也不必由民选代议士检视，导致他们在工作上不但没有生产效率，态度也非常恶劣和嚣张，甚至擅做主张发出鸡毛令。

吉隆坡市政局预算案的拟定和资源分配，是否具备了专业化和透明化？这笔23亿预算案，单单是行政管理开销就逾13亿，甚至高于其他州属的总预算，足以见证市政府规模之大，却无需经过人民咨询和议会辩论，怎么可以任凭市长说了算？人民没有权利参与政策制定，却为何需要如常奉上各类税金？

目前，吉隆坡选民只有一张选票。在308大选，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吉隆坡国会候选人曾经联合推出“吉隆坡宣言”，其中要点便是落实地方议会选举。希望相关当选国会议员不会让选民失望，积极在国会里施压国阵政府，并在民联执政的州属率先推动和履行地方议会选举的承诺。

星洲日报 28/11/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