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如何被发展，是关乎大众利益的事，特别是公共土地运用及私有地段被征用的课题上。在民主社会，城市规划需要公开与透明的运作过程，确保市民能够针对发
展项目提出意见是极为重要的。施政透明化可杜绝贪污腐败，因为一切运作过程将会摊在阳光底下让群众一目了然。然而，我国却时常忽略了这一面向，发展也往往缺乏对原有社区的历史和人文概况做出深入考量。(左图) 吉隆坡2020土地规划用途。
民意的缺席，也意味着给予发展单位任由宰割的机会。发展商的目标非常清晰，没有企业想做不赚钱生意。尤其当政府也从商，游戏规则更是变得倾斜一边。它们的视线往往只有本身的建筑体和利益。至于规划停车位、绿色地带、巴士站、民众会堂等，如果没有施压恐怕它们也会置身事外，毕竟“过了海就是神仙”。一些保留绿肺、或马路与铁路边几乎不可能发展的狭小面积，他们依然有办法耸立一栋大楼。所以，这频频加剧城市整体不协调、拥挤、堵车的困境。例如，10个住宅花园共用一个马路出口是司空见惯的事。或者，轻快铁站建立在利益点上，而非乘客居多或交通接驳的范围。
(右图)吉隆坡2020各区人口预测。
对于因社区重新发展而被征地的居民，当局也常忽略他们的意见及感受。发展造成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当局仿佛不会感到过于担忧。重要工作如持续性对话会、亲自下访、收集问卷调查、社区经济与环境评估，往往被简略化交差。原有居民如何被安顿、小型家庭企业是否因拆迁被影响、赔偿问题，这些都常被理想化。事实上，当地社区并没有因发展而获得改善。相反，原有居民往往成为发展巨轮下的受害者，他们的权益并没有被得到尊重和捍卫。家园被毁、原有的社区凝聚力消失了，居民不能即刻适应新环境的变化、小资本企业难以继续在陌生地方求存、当地失业率增加等，这些负面考量并没有在规划时获得重视和设法解决。
所以，这正是民意介入的需要。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论好坏，最终得由当地市民承担。城市规划不应任由官僚和少部份人主导，它更需要民间非政府组织与当地居民持续性参与。这不仅在监督工程素质，也确保当局尊重私有财产，更向当局施压承认当地人文与历史的情况下做出延续性考量。每位市民有权参与城市规划过程，应是最基本的市民权。政府实际上可在土体运用效益和公众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并在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下聆听和尊重市民的咨询，而非灵感到来时就一味胡乱征用拆迁、盲目发展。
(左图)Kampung Baru 重建规划图。
其实，地方政府理应在城市发展里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近来苏丹街、武吉免登和甘榜峇鲁征地事件上，吉隆坡市政局似乎完全被边缘化，发展决策权也被架空。所以，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是必要的，因为民选政府将会更有责任去施政和监督，用心去聆听人民心声，也在体制上扮演制衡角色。
遗憾的是，小市民往往因公共意识缺乏、资讯不足及体制的不完善，从而让发展单位得益并玩弄政治、法律和财政于股掌中，发展罔顾当地社区与环境影响，甚至以比实际地价更低的价格吞并家园和生计，再从中赚取巨额利润。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