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4
水供危機和都市治理 —— 三部曲
（一）都市的承載極限
雪隆自新年之後便斷續鬧出水荒。這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會是最後一次。事發迄今，大家仍說不出一個所以然，有關當局依舊在互相推卸責任。
所以，停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在一個天然資源充沛富足的國家，水荒當然不會僅是“大自然反撲”的預兆，更何況對即將於2020年達緻高收入先進國的大都會、抑或早於2005年便已晉陞“先進州”的雪蘭莪而言，沒水是很羞恥的。
更大的結構問題，仍然在於“人禍”。因爲身處一個過去鮮少發生自然或人爲災害的國家，我們真的非常缺乏應付緊急危機的準備、組織和動員。
我們的政府隻會注重資本積累和經濟成長。那是“大有爲”政府的成績指標。肆無忌憚開發巴生河流域，不斷導入更多外州人口、持續生產出更多車輛，但卻從未關心過，這個都市對於整體環境的承載極限，可以去到哪裏？吉隆坡和二線城市如新山、檳城的人口比例、空間發展的不均衡，相距又多遠？
是否曾想過，這個都市還可容納多少的人口、交通量？然後，萬一當嚴重的天災如旱澇來襲的時候，我們屆時是否應付得了？如何面對？
山坡地都被開發成高檔式公寓，土地表層面積都被混凝土或馬路給覆蓋掉，我們從來就沒有爲不適合居住的高風險區、或重要的水源保護地作出探勘、分析，以至做到嚴密的低衝擊保護和人文活動管控。綠色地帶逐漸減少、消失，能夠保存、疏導水源的空間也變得少了。
當這個環境不再像一塊收放自如的“海綿都市”，就有可能導緻排水系統不良，最後引發水災；抑或，不能有效控制都市週遭的雨水徑流，無法廣泛儲存水源，便容易促成水荒。
缺乏一個整體有效、跨部門協調的國土規劃是一大弊病。而國土規劃又缺乏納入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思考，以及對都市防災管理的預設、控制和預算編列，更是今天問題發生的主要根源。
更糟的是，308之後，聯邦和州政府在行政層級上的工作交接出現了巨大鴻溝。畢竟，要國陣與民聯一同坐下協商及處理民生是艱難的，何況兩者又相互存在資源分配上的競爭關係。
也許，我們應當認真思考，迅速膨脹的巨型都市，是我們嚮往的最終目的嗎？怎樣的都市型態，才算是一個理想的生活空間？
星洲日報 27/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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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的承載極限
半岛过去数月来遭遇罕见的乾旱季节，以至西海岸多州地区需要落实配水计划。巧合的是，这些被迫实施配水製的区域，皆是经济发展和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带。
城市化的无限扩散、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给都市带来热岛效应，也让水资源愈见供不应求。对在地居民而言，地球暖化和气候变迁已不再遥远，而是可亲身观察、感受到的科学事实。
更不幸的是，许多学者皆会认同，半岛未来气候只会愈来愈趋向“旱”与“涝”两个极端。也就是说，持续高温的旱季將会比以往维持更久，年均降雨量则会逐渐减少，但降雨的强度却会逐渐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迫切需对城市现有集水和排水问题，给予深入检视並找出因对方案。
否则，缺水、配水，將无可避免地成为市民的生活常態。抑或，雨水无法有效疏通，將容易导致氾滥成灾。
一个生態城市理应像海绵般收放自如。但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绿肺面积因经济开发而逐渐被稀释，土地表层很大比率也因被不透水的材质遮盖而失去保水功能。“雨水应马上排出大渠或大海”的观念是错误的，这不但对城市內的气候调节和生態系统带来不利影响，也使原本能够储存循环再用的淡水白白浪费。
能否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对调节城市气温湿度、市民健康与生活质量，乃至维持自然生態系统皆扮演著关键角色。也因此，类似研究城市碳中和、通风排水路径、渗水与滯水地带和公园绿地比率的微气候分析与治理，在未来將会比管制都市景观和天际线来得更为重要。
儘管如此，治水更多不在於工程技术，而是我们是否有一套完善的国土规划机制在运行著，这才是急需关注的。
国土规划不仅仅涵盖对土地合理开发的分配、利用和监控，也包括对社会价值观念和危机管理意识的扭转、法律制度的完备，以及实践和执行的態度。无论是重新宣导市民对生活用水的习惯，乃至提高相关公务部门的执行效率，这些都是同等迫切。
换言之，从中央下至地方县市政府层级，我们的国土规划需要更明確的政策，也需要全民的投入参与。
星洲日報 08/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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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治理需長遠願景
我国的都市治理，往往忽略了以完整区域综合开发计划或发展大蓝图作为施政指导的重要性。相反，政策决定的判断更多出自选举政治的计算，而非凭著理性逻辑或依据科学统计的管理模式。
在国外，一般区域计划內容涵盖了对城市的未来规划和施政建议，从土地使用、街景设计、基础设施、公共交通、永续经济、邻里住宅以至社会福利等各面向。这些要素主要通过人口数作为推估和控制的基础，多少人口，就需提供多少公共服务。而人口居住密度，则取决於地质安全、食水获取来源，以及未来交通和垃圾回收的预测量。
巴生河流域的承载力能到达怎样程度？还能容纳多少人口？发生灾害以后，自我调整的恢復力又有多大？执政者过去似乎没有给予明確答案，也没有作过仔细研究。但这欲是雪隆今天面对水供危机的关键结构性因素。不妥善处理，日后或需付出更大社会成本，甚至人命伤亡的代价。
不能否认，吉隆坡市政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佈中长期的发展大蓝图。但只要仔细比对过去，便可轻易发现当前很多土地开发，並没按照原先蓝图。譬如，捷运计划和路线的决定，抑或苏丹街的命运，都是后来在中央的大吉隆坡计划下插队进入议程。雪州整体上则是更加缺乏类似完善且公开的综合发展报告。
中央高度集权，以及外部因素如房地產商的影响力，是区域发展蓝图容易被忽视、拖著走的主因。我们必须给予纠正。
儘管雪兰莪和吉隆坡在政治和行政上是有界线划分，但这个界线在市民的居住、生活、文化、教育乃至移动，皆是属於模糊。吉隆坡的水供，以至许多物资供应，都需依赖外界。
若能重新整合资源，擬出一份长远、完整且横跨雪州、吉隆坡和布城的巴生河流域发展大蓝图，或能提供更具厚度的都市安全保护网，並间接推高它的国际竞爭力。
唯此理想健全机制的设立，需依赖各层级政府和跨党派的合作，也应是通过市民共同参与的方式，凝聚共识，由下而上构划对城市未来的集体愿景和想像轮廓。
否则，无法有效掌握城市脉搏，在未来兴建再多水坝、滤水站，水资源亦会供不应求，我们依然会面对倾盆大雨至水灾欲没有水供的窘境。
星洲日報 14/05/2014
11.5.14
社会住宅议题 —— 三部曲
（一）著重发展公共住宅
为解决年轻中产的买房需求，政府在预算案中计划兴建更多“可负担房屋”。若与公共住宅拨款相比，前者显然才是未来房屋政策下的重要轴向。但此类一次性销售的房屋配套，在福利面向是否具备有效与永续，乃值得探讨。
问题是，这个鼓励市民买房的方案，在长期可行吗？期求一个有盖遮顶的居住环境，非得一定要买下吗？就算国人拥有高房屋自有率，又能代表著什么意义？
在房价高涨的年代，小市民几乎需花费一辈子的劳力，才能缴清所有贷款，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家园。人人都存钱买房子，无形中压抑了消费。而房地产的热爆，也导致商家的投资意愿因为土地的高生产成本而退缩。消费与投资的疲弱，对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显然并不健康。
欧美国家吸取了金融海啸的教训，积极干预住宅市场，尽使房屋去商品化。亚洲四小龙国家仍在渐进发展公共住宅，以应付未来人口与经济成长的需求，进而推高公共住宅占整体住房的比例，甚至已延伸出一套混合居住的社区发展模式。公共住宅不再是负面的贫民窟，而是能与私人地产媲美、且具素质的生活社区，只差没有泳池。
然而，我国政府何以会选择反其道而行，走向卖房做生意，而非优先选择发展公共住宅？
较早发展公屋体制的日本、新加坡、香港，现在已是亚洲发达国家。因为公共住宅能够起着社会与政治的整合作用，也能降低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首尔和台北过去的房屋自有率都很高，但趋势已有变化。首尔市在2000年大量启动兴建公共住宅后，韩国十年间的经济增长与人民所得变化，我们皆有目共睹。台北在80、90年代就曾因大量销售国宅，而吸取了惨痛代价，市政府现在也积极转向发展公共住宅。日本则因人口老化，目前更多着重在无障碍公屋的改建。
政府理应重新检视国家的房屋供应体系，尤其是在财务资源有限之下，有关针对性施政目标是否政治正确？谁又在当下被忽略掉了？这类获得政府补助的可负担房屋，假设在十年解禁以后，会否再次沦为炒房工具？
走在社会边陲的中低收入住户、身心障碍者、单亲家庭、独居老人，其实他们更需要得到政府的居住援助与福利。
走在社会边陲的中低收入住户、身心障碍者、单亲家庭、独居老人，其实他们更需要得到政府的居住援助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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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都市中价房量
自独立至今，政府皆十分重视国人的居住状况。尤其在1971年推动新经济政策以后，为了消除国内贫穷、平衡各族经济差异，政府更是通过辖下国家机构，积极为国人提供充足、可负担及有尊严的居住环境。
国家过去介入住屋市场，目的主要有二。第一，为低收入者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网。1998年后重整的人民组屋计划，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家户或违建拆迁户，提供了租金廉宜且适切的公有出租单位。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政府则尝试通过各项政策措施，鼓励并协助他们购买能力可及的中低价或低价房屋。譬如，政府规定发展商在土地开发中，必须保留一定廉价房屋单位比例，并於1982、1998和2002三次修订廉价房屋的售价顶限。
第二，政府在70年代以后的房屋政策，融入了促进国民团结和鼓励多元混居的元素。除了限定廉价房屋在土地开发中的比例，也增设土著保留单位固打，以及鼓励发展商提供土著购屋者各项优惠。这确实让更多马来中产或低收入阶层得以进住城市，进而平衡都市人口的种族比例，也提高土著的房屋自有率。
然而，若相比1970年代，国家今天无论在经济发展或人口移动，皆产生了巨大变化。1970年，国家人口贫穷率高达49.3%，惟2012年已降至1.7%；1970年，农业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2.6%，今天则是由制造业和服务业主导；1970年，乡区人口高达73.5%，但2010年却有72.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住屋政策理应随著上述趋势变迁而有所调整，而非沿用族群政治的思考模式。国人目前面对的居住议题，更多因为随著国民整体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都市青年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大，导致市区里介于中价之间的住屋单位量供不应求。
从历史回顾中，政府过去看似更专注於提高中低价额以下的单位存量。以盈利为导向的私人发展商，近年则倾向大肆发展高档式豪宅或服务型公寓，特别是在都市可用土地面积逐渐面临饱和的情况下。最终，中价类别住屋在国家房屋供应体系与衔接中形成断裂。
但中价住屋偏是青年能力可及、且是最适宜的选择。毕竟政府目前主张提供介于20万至40万的“可负担房屋”，事实上对大部分负债青年而言，仍然遥不可及，银行不会轻易批准贷款，他们也不符资格申请政府的出租或廉价住屋，形成典型的M型夹心社会阶层，进退两难。
中央政府也许是时候检讨现有廉价住屋的供应结构和屋价顶限，因为自2002年以来已无作显著修改。深信2002年与2014年的房价比，也已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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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迎接高龄化都市社会
游子新年回家，家中长者最是开心。此时可能就是家中全年最热闹的时刻。然而，我们是否也曾深入了解过，他们是如何安排日常生活或移动习惯？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国人平均寿命已获逐年提升。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十年后的乐龄人口将会比现有多出一倍，届时将从目前占总人口的约7%增至16%左右。
面对一个高龄社会，政府在资源分配、软硬体的投入和建设上，则需更多考量到乐龄阶层，特别是如何扩大国家的社福体系，创造一个具无障碍的生活空间和支援网络，确保他们能度过充实有意义、且有尊严的在地老化生活。
这不仅限于生活上的财务或医疗保障，例如公积金、医险或长者津贴，但也包括我们的城市是否有著更多的公共空间，能够包容并支持他们退休后的移动作息，并创造他们用以消磨时间的简单劳作、自我学习或社区服务机会，以让这些年长者不需长期压抑或自我封闭在居家里，从而能够维持他们的身心健康。
至少，要鼓励他们走出家门，来到距离家中最近的菜市场、商铺、公园、托育所、公共图书馆或大众运输站，我们率先须确保这些日常路径或人行步道，是否方便他们的移动，并确保安全，尤其是对住在高楼社区的长者而言，更是甚为重要。长期而言，则需结合城市整体机能，增设多元型态的老人住宅，并完善公共交通的无障碍设施规划。
政府也须善于开拓更多的老人公共空间、社福关怀据点，以让他们能善用空余时间自我增值，以及和邻里交流的机会。譬如，一般少人问津的社区礼堂，或可腾出部分并打造成为长者的生活支援空间，以充作日常交流、终身学习、消闲运动或生活谘询的平台。甚至，可打造成为公共厨坊，每天制作爱心营养便当给予社区的幼儿园或小学，以及行动不便的独居长者、身心障碍者。
从效益上而言，市区内学生人数剧减的学校，其实也可考虑启动关闭、搬迁或整并的机制，以腾出更多社区和绿肺空间予当地长者。前提是，有关课题需避免被种族化标签。
无论如何，不管是校园用地的讨论，抑或高龄社区的营造、改建，规划者皆应通过多向交流和社区培力的形式，鼓励和引导当地居民，直接参与并勾画自己的未来社区，进而凝聚社区共识，以达致“由下而上”规划、社区自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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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3
学习心得：当今台湾公共住宅概况与政策分析
台湾政府於晚近几年在社会住宅政策及兴建进度上裹足不前，缺乏兴致，我想这很大可能与历史过去的国民住宅（公共住宅）政策失败有关，害怕重蹈覆辙，尤其是在70末期至80年代，因为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当时许多国民住宅面临滞销危机，也造成政府在公共财务上的一定压力。因此，政府期循序渐进修整当时的国民住宅政策，除了放慢国民住宅的兴建速度，也在后期打算一劳永逸摆脱有关负累，完全开放国宅承购对象限制与增加优惠条件，促使国家角色在房地产领域退位，进而转向市场导向，使当时的国民住宅政策黯然宣告结束。
房价高居不下，社会住宅存量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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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社会住宅比例 |
在此政策面上，中产阶级仍算可以勉强负担得起一般的房屋住宅，但对于众多弱势群体或低收入家庭而言，能够拥有一栋属于自已可以长期居住，那怕只是一个小房子，也是天方夜谭。所以，这群“弱势住户”，也只能长期过着租屋的生活。但国家的公共出租住宅仅占全国住宅存量比率的0.08%，且多以在台北市为主，显然不足以应付所有的“弱势住户”需求，而住宅补贴政策体系比过去逐渐萎缩，也代表着能接获政府辅助的弱势住户对象也相对减少，最终导致他们必须往政府体系意外的资本或地下市场寻找勉强可负担得起的出租房子，除了需要面对昂贵的租金剥削，也可能因为居住周遭的恶劣环境，而影响生活的品质与健康。譬如，过渡拥挤、违章建筑、住宅品质不良。
根据社会住宅推动联盟的分享报告，目前“平价住宅”为台北市弱势人口最集中的住宅类型，惟仅存1,500户左右，且大部分住户获得永久居住的权利。“国民住宅”的业务陆续在2000年以后停办，目前已与一般住宅无异，尤其是地点优越的转售价格，往往高于管制售价、甚至翻倍，已经失去照顾弱势家庭的意涵。而现有的“出租国宅”数量有限，若未具备特殊优待身分者，通常需等待数年。这足以显示，社会住宅的供应量明显与需求不符，等待救助的低收入家庭远远比预期中来得多。
因此，在基于政治与选举压力之下，中央政府原订计划推出以出租为主的“合宜住宅”，再交由地方政府推动。而台北市则旧瓶新装，推出“公营住宅”，拟定“在2014年进入规划、设计、施工或完工之户数至少达4,808户”，中长期政策目标则是“达到台北市住宅存量之5%”。此外，台北市政府也计划扩充租金补贴资源，并把市场的空余屋转为出租住宅。而在另一方面，市政府也提供补助给民间非营利团体，以便协助弱势租屋者在市场上寻找合适房子。
或许，“政府提供给弱势住户的出租房子严重缺乏”，已是政府与民间代表所共同认知的，但在政府的政策与执行力面上，问题就来了。我的怀疑是，无论是“合宜住宅”，抑或“公营住宅”，在当下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中央政府或台北市政府的针对性施政目标是否正确？政府所提出的辅助措施（如租金补贴等），是否具备永续条件？与其长期耗资补贴，为何不要索性动用资金兴建好几栋的廉价出租楼宇？需要依靠民间非营利团体来协助弱势群体寻找房子，例如崔妈妈基金会的存在，是否也凸显或暗示着，政府在此方面的工作进度与努力长期不足？台北市已算是各级政府中，对居住政策着力最多者，那么，其他县市政府在此方面的著力，不就是更加惨不忍睹吗？
上述种种问题的浮现，主要原因或许只有一个：显见政府过去没有政治意愿提出积极之住宅政策、制度及预算支援，也缺乏一个专门负责房屋与出租的部门机构，以至社会住宅政策无法有效执行。
谁是现今社会住宅政策之下的受惠者？谁又被彻底忽略了？
为了回应选民在选举时所提出的诉求，中央政府与台北市政府相继推出了“合宜住宅”与“公营住宅”，但有关计划明显是以青年家庭为主。就以“公营住宅”为例，90%保留给20至45岁的青年家庭，也相当等于是正值事业冲刺期的中产青年。然而，这群中产青年，即使没有能力在短期之内顺利购买到心意的房子，但也至少能够承担得起稍微昂贵或舒适的出租房子。在政府有限的资源下，是否应该重新检讨有关计划的针对性目标？为何不优先保留给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或家庭住户？
而在这里提及迫切需要接受援助的弱势群体或家庭住户又是何者呢？崔妈妈的网页就写道：
……贫穷现象反映出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在贫穷人口组成中，可以发现这个社会弱势族群的组成：老、病、残、单亲、以及阶级、性别、族群中的弱势者，虽然属于这些弱势群体的人口不见得都非常的贫穷，但多半是买不起房子的人，是租屋市场最容易被歧视的一群人，没有平等的管道去取得合适的住宅，没有稳定的居住保障……（陈怡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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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公有出租国宅 |
崔妈妈基金会针对台北市与新北市低收入户服务个案的调查发现，低收入户家户人口数多，承租房屋多以住家型态为主。但是，台北市低收入户承租住宅租金偏高，因多以承租住家为主，较难在市场找到租金便宜之住宅。这些低收入户因此被迫选择比较便宜且负担得起，但生活品质与卫生环境却相对不友善的住处——因为拥挤，或谋求一个简单的栖身之所，所以被迫违章改建，扩大住处空间，最终不断陷入住处环境日益恶劣的恶性循环当中，也破坏了整个城市的街景面貌。
而上述种种是否也在政府的施政考量之内呢？再回顾中央政府与台北市政府对社会住宅所提出的落实政策，我的怀疑点在于：上述一揽子的措施并没有解决现存的结构性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止痛方案。我的考虑是：
第一，政府的政策是否具备可持续性？
第二，它是否能让中下层级的低收入家庭人口直接受惠受益？
第三，它是否能为这些弱势住户打造一个社会安全保护伞？
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有屋顶遮蔽的地方而已吗？
不是。这并不足够。提供适量且低廉的出租社会住宅只是“社区扶贫”之下的一项工具手段，它并不应该是政府的最终目的。那么，政府在这方面的理想角色扮演又是什么？
—— 协助并确保他们脱离贫困的恶性循环圈子。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政府提供的社会住宅有限，导致他们需要在外寻找房子，尽管他们当中有许多获得政府的生活补贴，但是，这些补贴或他们工作的所得，有大部分都被迫需要拿去缴付房租或贷款，间接导致他们能够用以作为生活基本开销、或提升生活水平的可支配所得（Disposable Income）就变得相对有限，在这种长期一生只为“租金”卖命奔波的情况之下，他们只有永远活在贫困的阶级圈子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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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社会住宅 |
小结 —— 让小市民过着“有尊严的生活”
崔妈妈基金会的网页提到，根据2004年联合国住宅权计画，每个人皆应取得平等的住宅资源，以及稳定的居住保障。换言之，弱势群体或低收入家庭，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有屋顶遮蔽的居所环境，而是“有尊严的生活”。让每一位平民百姓，不分你我与肤色，过着平等、公平且有尊严的生活，乃是政府施政起码需达致的最基本目标。对于社会住宅的未来施政面向，中央与县市政府必须拿出具体的诚意与政治意愿，进而加以落实与推动，而非把之视之为选举时的大萝卜，或当作是房地产商给予的施舍。提供充足的社会住宅只是一个手段，而真正要达致的目标，是使中低下阶层得以脱离贫困圈子，借此拉近国家的贫富悬殊鸿沟，让每一位平民百姓皆可公平享有国家在经济发展下所收获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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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1. 崔妈妈基金会
2.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
14.9.13
底特律市的衰败
美国底特律市（Detroit）因无力偿还185亿美元债务，於今年7月18日向法院提出“破产保护申请”。底特律并非是美国首个宣布破产的市政府，却是美国史上最大（以人口计算）、负债最高的破产城市。
这个位处北美五大湖中心要塞的港口城市，乃是美国二战后的工业命脉。现代汽车鼻祖，由亨利福特公司推出的T型车款，便是出生於此。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等制造商的进驻，更使底特律一度成为世界汽车制造业的中心，吸引大量劳动人口移居至此，从事汽车生产。
然而，该市在过去十年欲陷入了经济萎缩、政府财政僵着、市政管理失序的恶性旋涡，不但成为国内人口外流最多，更被誉为是美国“最危险”、且是“生活素质最痛苦”的城市。
市政府在此事上显然难辞其咎，除了施政不当，赤字高居不下，媒体普遍认为当局长期屈服于汽车巨头的选举利益与压力下，无法提出对当地有利的产业转型政策，并过于依赖汽车制造业的税收及单一化产业格局，既是破产主因，加上美国汽车业本身在强盛时期没有居安思危，以至近年被日本与韩国出产更为实惠与廉宜的汽车款式所超越。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啸过后，汽车巨霸经营不善，相继破产倒闭，更令区域经济雪上加霜。
汽车之都崩溃所引发的失业潮，形成就业机会减少，人口大量外移，房屋与商业投资急降，税收随之聚跌，加上拖欠劳动组织与工会庞大的养老与保健金，政府最终入不敷出，无法维持学校、警察局、消防局的基本开销，城市也因此陷入管理失序、社会冲突加剧、犯罪率增加、外人又无意入城投资的恶性循环。
底特律市破产，最大受害者无疑是占该市大部分劳动人口的蓝领工人，这些以黑人为多数的中下贫困家庭，无法轻易像其他中产阶级搬离城市般，说走就走。更甚的是，为了重组市区财政，公共发展与服务开支必然削减，福利减少之余，他们将来需要承担更为高额的税收，也必在所难免。此外，数以万计市政基层人员的退休金，不但可能延缓缴付，更可能会比过往缩水。
人才严重外流、高居不下的公共债务、政府预算连年赤字、依赖单一主要税收（国油）、臃肿的公务员体系以至日后可能引发无力承担庞大的退休福利金，乃至政府参与市场过甚、经济依靠大规模劳动力（尤其是外劳）的产业模式，间接束缚了私人投资领域尝试突围与创新的空间，以上种种，何尝也不是我国目前所面对的危机？
底特律个案告诉我们，政府在不损害良好社会援助机制之下，重视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维持经济的健康成长，以及财政的可持续性，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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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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