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供危機和都市治理 —— 三部曲

（一）都市的承載極限

雪隆自新年之後便斷續鬧出水荒。這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會是最後一次。事發迄今，大家仍說不出一個所以然，有關當局依舊在互相推卸責任。

所以，停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在一個天然資源充沛富足的國家，水荒當然不會僅是“大自然反撲”的預兆，更何況對即將於2020年達緻高收入先進國的大都會、抑或早於2005年便已晉陞“先進州”的雪蘭莪而言，沒水是很羞恥的。

更大的結構問題，仍然在於“人禍”。因爲身處一個過去鮮少發生自然或人爲災害的國家，我們真的非常缺乏應付緊急危機的準備、組織和動員。

我們的政府隻會注重資本積累和經濟成長。那是“大有爲”政府的成績指標。肆無忌憚開發巴生河流域，不斷導入更多外州人口、持續生產出更多車輛，但卻從未關心過，這個都市對於整體環境的承載極限，可以去到哪裏？吉隆坡和二線城市如新山、檳城的人口比例、空間發展的不均衡，相距又多遠？

是否曾想過，這個都市還可容納多少的人口、交通量？然後，萬一當嚴重的天災如旱澇來襲的時候，我們屆時是否應付得了？如何面對？

山坡地都被開發成高檔式公寓，土地表層面積都被混凝土或馬路給覆蓋掉，我們從來就沒有爲不適合居住的高風險區、或重要的水源保護地作出探勘、分析，以至做到嚴密的低衝擊保護和人文活動管控。綠色地帶逐漸減少、消失，能夠保存、疏導水源的空間也變得少了。

當這個環境不再像一塊收放自如的“海綿都市”，就有可能導緻排水系統不良，最後引發水災；抑或，不能有效控制都市週遭的雨水徑流，無法廣泛儲存水源，便容易促成水荒。

缺乏一個整體有效、跨部門協調的國土規劃是一大弊病。而國土規劃又缺乏納入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思考，以及對都市防災管理的預設、控制和預算編列，更是今天問題發生的主要根源。

更糟的是，308之後，聯邦和州政府在行政層級上的工作交接出現了巨大鴻溝。畢竟，要國陣與民聯一同坐下協商及處理民生是艱難的，何況兩者又相互存在資源分配上的競爭關係。
也許，我們應當認真思考，迅速膨脹的巨型都市，是我們嚮往的最終目的嗎？怎樣的都市型態，才算是一個理想的生活空間？

星洲日報 27/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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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的承載極限

半岛过去数月来遭遇罕见的乾旱季节，以至西海岸多州地区需要落实配水计划。巧合的是，这些被迫实施配水製的区域，皆是经济发展和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带。

城市化的无限扩散、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给都市带来热岛效应，也让水资源愈见供不应求。对在地居民而言，地球暖化和气候变迁已不再遥远，而是可亲身观察、感受到的科学事实。

更不幸的是，许多学者皆会认同，半岛未来气候只会愈来愈趋向“旱”与“涝”两个极端。也就是说，持续高温的旱季將会比以往维持更久，年均降雨量则会逐渐减少，但降雨的强度却会逐渐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迫切需对城市现有集水和排水问题，给予深入检视並找出因对方案。

否则，缺水、配水，將无可避免地成为市民的生活常態。抑或，雨水无法有效疏通，將容易导致氾滥成灾。

一个生態城市理应像海绵般收放自如。但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绿肺面积因经济开发而逐渐被稀释，土地表层很大比率也因被不透水的材质遮盖而失去保水功能。“雨水应马上排出大渠或大海”的观念是错误的，这不但对城市內的气候调节和生態系统带来不利影响，也使原本能够储存循环再用的淡水白白浪费。

能否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对调节城市气温湿度、市民健康与生活质量，乃至维持自然生態系统皆扮演著关键角色。也因此，类似研究城市碳中和、通风排水路径、渗水与滯水地带和公园绿地比率的微气候分析与治理，在未来將会比管制都市景观和天际线来得更为重要。

儘管如此，治水更多不在於工程技术，而是我们是否有一套完善的国土规划机制在运行著，这才是急需关注的。

国土规划不仅仅涵盖对土地合理开发的分配、利用和监控，也包括对社会价值观念和危机管理意识的扭转、法律制度的完备，以及实践和执行的態度。无论是重新宣导市民对生活用水的习惯，乃至提高相关公务部门的执行效率，这些都是同等迫切。


换言之，从中央下至地方县市政府层级，我们的国土规划需要更明確的政策，也需要全民的投入参与。

星洲日報 08/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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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治理需長遠願景

我国的都市治理，往往忽略了以完整区域综合开发计划或发展大蓝图作为施政指导的重要性。相反，政策决定的判断更多出自选举政治的计算，而非凭著理性逻辑或依据科学统计的管理模式。

在国外，一般区域计划內容涵盖了对城市的未来规划和施政建议，从土地使用、街景设计、基础设施、公共交通、永续经济、邻里住宅以至社会福利等各面向。这些要素主要通过人口数作为推估和控制的基础，多少人口，就需提供多少公共服务。而人口居住密度，则取决於地质安全、食水获取来源，以及未来交通和垃圾回收的预测量。

巴生河流域的承载力能到达怎样程度？还能容纳多少人口？发生灾害以后，自我调整的恢復力又有多大？执政者过去似乎没有给予明確答案，也没有作过仔细研究。但这欲是雪隆今天面对水供危机的关键结构性因素。不妥善处理，日后或需付出更大社会成本，甚至人命伤亡的代价。

不能否认，吉隆坡市政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佈中长期的发展大蓝图。但只要仔细比对过去，便可轻易发现当前很多土地开发，並没按照原先蓝图。譬如，捷运计划和路线的决定，抑或苏丹街的命运，都是后来在中央的大吉隆坡计划下插队进入议程。雪州整体上则是更加缺乏类似完善且公开的综合发展报告。

中央高度集权，以及外部因素如房地產商的影响力，是区域发展蓝图容易被忽视、拖著走的主因。我们必须给予纠正。

儘管雪兰莪和吉隆坡在政治和行政上是有界线划分，但这个界线在市民的居住、生活、文化、教育乃至移动，皆是属於模糊。吉隆坡的水供，以至许多物资供应，都需依赖外界。

若能重新整合资源，擬出一份长远、完整且横跨雪州、吉隆坡和布城的巴生河流域发展大蓝图，或能提供更具厚度的都市安全保护网，並间接推高它的国际竞爭力。

唯此理想健全机制的设立，需依赖各层级政府和跨党派的合作，也应是通过市民共同参与的方式，凝聚共识，由下而上构划对城市未来的集体愿景和想像轮廓。


否则，无法有效掌握城市脉搏，在未来兴建再多水坝、滤水站，水资源亦会供不应求，我们依然会面对倾盆大雨至水灾欲没有水供的窘境。

星洲日報 14/05/2014 

社会住宅议题 —— 三部曲

（一）著重发展公共住宅

为解决年轻中产的买房需求，政府在预算案中计划兴建更多“可负担房屋”。若与公共住宅拨款相比，前者显然才是未来房屋政策下的重要轴向。但此类一次性销售的房屋配套，在福利面向是否具备有效与永续，乃值得探讨。

问题是，这个鼓励市民买房的方案，在长期可行吗？期求一个有盖遮顶的居住环境，非得一定要买下吗？就算国人拥有高房屋自有率，又能代表著什么意义？

在房价高涨的年代，小市民几乎需花费一辈子的劳力，才能缴清所有贷款，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家园。人人都存钱买房子，无形中压抑了消费。而房地产的热爆，也导致商家的投资意愿因为土地的高生产成本而退缩。消费与投资的疲弱，对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显然并不健康。

欧美国家吸取了金融海啸的教训，积极干预住宅市场，尽使房屋去商品化。亚洲四小龙国家仍在渐进发展公共住宅，以应付未来人口与经济成长的需求，进而推高公共住宅占整体住房的比例，甚至已延伸出一套混合居住的社区发展模式。公共住宅不再是负面的贫民窟，而是能与私人地产媲美、且具素质的生活社区，只差没有泳池。

然而，我国政府何以会选择反其道而行，走向卖房做生意，而非优先选择发展公共住宅？

较早发展公屋体制的日本、新加坡、香港，现在已是亚洲发达国家。因为公共住宅能够起着社会与政治的整合作用，也能降低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首尔和台北过去的房屋自有率都很高，但趋势已有变化。首尔市在2000年大量启动兴建公共住宅后，韩国十年间的经济增长与人民所得变化，我们皆有目共睹。台北在80、90年代就曾因大量销售国宅，而吸取了惨痛代价，市政府现在也积极转向发展公共住宅。日本则因人口老化，目前更多着重在无障碍公屋的改建。

政府理应重新检视国家的房屋供应体系，尤其是在财务资源有限之下，有关针对性施政目标是否政治正确？谁又在当下被忽略掉了？这类获得政府补助的可负担房屋，假设在十年解禁以后，会否再次沦为炒房工具？

走在社会边陲的中低收入住户、身心障碍者、单亲家庭、独居老人，其实他们更需要得到政府的居住援助与福利。

星洲日报 29/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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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都市中价房量

自独立至今，政府皆十分重视国人的居住状况。尤其在1971年推动新经济政策以后，为了消除国内贫穷、平衡各族经济差异，政府更是通过辖下国家机构，积极为国人提供充足、可负担及有尊严的居住环境。

国家过去介入住屋市场，目的主要有二。第一，为低收入者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网。1998年后重整的人民组屋计划，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家户或违建拆迁户，提供了租金廉宜且适切的公有出租单位。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政府则尝试通过各项政策措施，鼓励并协助他们购买能力可及的中低价或低价房屋。譬如，政府规定发展商在土地开发中，必须保留一定廉价房屋单位比例，并於1982、1998和2002三次修订廉价房屋的售价顶限。

第二，政府在70年代以后的房屋政策，融入了促进国民团结和鼓励多元混居的元素。除了限定廉价房屋在土地开发中的比例，也增设土著保留单位固打，以及鼓励发展商提供土著购屋者各项优惠。这确实让更多马来中产或低收入阶层得以进住城市，进而平衡都市人口的种族比例，也提高土著的房屋自有率。

然而，若相比1970年代，国家今天无论在经济发展或人口移动，皆产生了巨大变化。1970年，国家人口贫穷率高达49.3%，惟2012年已降至1.7%；1970年，农业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2.6%，今天则是由制造业和服务业主导；1970年，乡区人口高达73.5%，但2010年却有72.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住屋政策理应随著上述趋势变迁而有所调整，而非沿用族群政治的思考模式。国人目前面对的居住议题，更多因为随著国民整体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都市青年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大，导致市区里介于中价之间的住屋单位量供不应求。

从历史回顾中，政府过去看似更专注於提高中低价额以下的单位存量。以盈利为导向的私人发展商，近年则倾向大肆发展高档式豪宅或服务型公寓，特别是在都市可用土地面积逐渐面临饱和的情况下。最终，中价类别住屋在国家房屋供应体系与衔接中形成断裂。

但中价住屋偏是青年能力可及、且是最适宜的选择。毕竟政府目前主张提供介于20万至40万的“可负担房屋”，事实上对大部分负债青年而言，仍然遥不可及，银行不会轻易批准贷款，他们也不符资格申请政府的出租或廉价住屋，形成典型的M型夹心社会阶层，进退两难。

中央政府也许是时候检讨现有廉价住屋的供应结构和屋价顶限，因为自2002年以来已无作显著修改。深信2002年与2014年的房价比，也已相距甚远。

星洲日报 27/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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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迎接高龄化都市社会

游子新年回家，家中长者最是开心。此时可能就是家中全年最热闹的时刻。然而，我们是否也曾深入了解过，他们是如何安排日常生活或移动习惯？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医疗科技日新月异，国人平均寿命已获逐年提升。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十年后的乐龄人口将会比现有多出一倍，届时将从目前占总人口的约7%增至16%左右。

面对一个高龄社会，政府在资源分配、软硬体的投入和建设上，则需更多考量到乐龄阶层，特别是如何扩大国家的社福体系，创造一个具无障碍的生活空间和支援网络，确保他们能度过充实有意义、且有尊严的在地老化生活。

这不仅限于生活上的财务或医疗保障，例如公积金、医险或长者津贴，但也包括我们的城市是否有著更多的公共空间，能够包容并支持他们退休后的移动作息，并创造他们用以消磨时间的简单劳作、自我学习或社区服务机会，以让这些年长者不需长期压抑或自我封闭在居家里，从而能够维持他们的身心健康。

至少，要鼓励他们走出家门，来到距离家中最近的菜市场、商铺、公园、托育所、公共图书馆或大众运输站，我们率先须确保这些日常路径或人行步道，是否方便他们的移动，并确保安全，尤其是对住在高楼社区的长者而言，更是甚为重要。长期而言，则需结合城市整体机能，增设多元型态的老人住宅，并完善公共交通的无障碍设施规划。

政府也须善于开拓更多的老人公共空间、社福关怀据点，以让他们能善用空余时间自我增值，以及和邻里交流的机会。譬如，一般少人问津的社区礼堂，或可腾出部分并打造成为长者的生活支援空间，以充作日常交流、终身学习、消闲运动或生活谘询的平台。甚至，可打造成为公共厨坊，每天制作爱心营养便当给予社区的幼儿园或小学，以及行动不便的独居长者、身心障碍者。

从效益上而言，市区内学生人数剧减的学校，其实也可考虑启动关闭、搬迁或整并的机制，以腾出更多社区和绿肺空间予当地长者。前提是，有关课题需避免被种族化标签。

无论如何，不管是校园用地的讨论，抑或高龄社区的营造、改建，规划者皆应通过多向交流和社区培力的形式，鼓励和引导当地居民，直接参与并勾画自己的未来社区，进而凝聚社区共识，以达致“由下而上”规划、社区自主的精神。

星洲日报 04/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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